臺灣最多產的同志文學作家之一陳雪，於年初推出短篇小說集《維納斯》，作家陳栢青從她的首本短篇小說《惡女書》說起，看她如何從當年的「惡女」蛻變成人妻，卻一路秉持惡女的核心，不必標榜超前，也不必譁眾取寵，僅是忠實地書寫自身，敢於寫人所不敢寫。陳栢青形容，陳雪在《維納斯》裡下手始終殘，依然狠，更顯示了夜市的女兒、老牌同志代言人如何重新召喚同志文學的「商業價值」，讓品牌再生，成為「新世紀網路團購帶貨女王」。

藝君子劇團的同名新作《惡之華》，以詩集為基礎，嘗試與觀眾探索波特萊爾的世界。創作過程中，陳臻亮與創作團隊共讀《惡之華》、《巴黎的憂鬱》、《波特萊爾書信集》、波特萊爾晚年隨筆集《我心赤裸》，以至後世對他的評價與剖析，嘗試尋找蛛絲馬跡，重塑波特萊爾的面貌。陳臻亮認為今次創作把詩集放入表演，不禁會問，身處在2024年的時空，比起十九世紀的巴黎，人們還有甚麼憧憬與憂鬱？

憑《惡與他們的距離》（There Is No Evil）奪柏林影展最高榮譽金熊獎的伊朗導演穆罕默德・拉穌羅夫（Mohammad Rasoulof）於5月8日被伊朗法院以「共謀危害國家安全罪」判囚8年、處以鞭刑、罰款及沒收財產。

康文署轄下公共圖書館舉辦的兩大文學獎因內部檢討停擺兩年多，其中「中文文學創作獎」（文學獎）停辦一屆後，將於今年復辦。館方取消文學評論組，並於「來稿須知」新增兩項條款，國安條款以外，亦規定參賽作品不得有影射或誹謗他人成分、暴力、色情、粗言穢語、不雅，及任何令人厭惡的語言及行為，違者取消參賽資格。中文文學創作獎向來為香港重要的創作比賽，是孕育新一代作家的搖籃，而這次新增的條例前所未見，引起文學界及公眾關注。故此，「虛詞」分別訪問七位香港作家及學者，包括曾任評審的學者及參與過不同文學獎的年輕作家。他們圍繞此次條款改動的事件，談到文學獎與創作空間的意義，獎項的認受性等問題，值得我們深思關於文學創作的理念，以及現時香港文學創作的風氣。

雙雙從周處的典故看出陳桂林並非去惡遷善，而刑警的陳灰也超出了黑白的對立，苦苦追捕陳桂林多年，為的是社會，還是一報右眼之仇？陳桂林多番歷劫，甚至都已經入了土，仍然復活反殺，是因為一路受助於三種形式的「神」。電影的結局最終得到圓滿，在社會的層面上，正義得到伸張；在陳桂林內在層面上，他重新認同了自己的生命，他的救贖不在槍管或子彈，在自己的雙眼，在他真誠無害地落淚的那刻。

藍玉雍看見《特權樂園》中三層「看不見」的暴力，那是一種超越體制、日常化的暴力，讓人隨著時間的流逝去慢慢習慣周遭正在發生的事，並產生分心和疏離的反應，最後對於現實的日常感到理所當然；而片中唯一與這種「理所當然」不同的情感反應，是這些加害者過度清潔的強迫衝動。經歷二戰之後，以及影像過載的當代，《特權樂園》選擇以聲音的顯現與缺席，來呈現猶太人的一切苦難。

日本著名導演濱口龍介擅於敘述當代社會的人際關係，以大量對白捕捉人與人的深度溝通，2021年出品《Drive My Car》於國際影展中屢獲殊榮後，去年推出風格迥異的《無邪之境》，借都市人的視角關注自然生態，並探尋人性的善惡。《無邪之境》沒有大量對白，更叫人專注於畫面所呈現的訊息，電影的結局最為人所討論。編輯部由此組成小輯，收編三篇不同角度的影評，如有從尼采的「奴隸道德」看人與自然、資本世界與自然的辯證，以及巧的殺人動機。

臺灣律師作家曾友俞評《墮下的對證》，認為臺灣譯名《墜惡真相》使用「真相」一詞多少有些誤導性，因為「真相」從來不是法庭在意的，應以原文翻譯為「一個墜落的解剖」更為恰當。《墜》不但具有懸疑片與法庭片的外觀，實際上更讓觀眾意識到「決斷—判斷」的代價，以及提醒了我們審判程序——國家司法所具有的權力所帶來的傷害。

導演濱口龍介2021年的作品《Drive My Car》於國際影展中屢獲殊榮，如今推出風格截然不同的新作《無邪之境》，關注了自然生態及人性善惡。石啟峰認為當中許多關於自然風景和鄉野生活的長鏡頭，看似只是瑣碎的日常片段，但觀眾可以從中發掘出許多隱喻和意義，他再以尼采的「奴隸道德」看見當中關於人與自然共處、善惡的主題，亦探問我們要如何辨認邪惡。

動漫《進擊的巨人》終於迎來最後一次放送，十年來我們見證著這個原本被認為只是少年英雄打怪的「熱血番」「少年番」動漫，如何一步步變成許多觀眾心中的神作。Sir. 春風燒借用英國哲學家伯林的理論，探討當中自由的積極與消極，而艾連又是怎樣的一個「自由的奴隸」，再談及諫山創如何化用「電車難題」，引起觀眾熱烈討論。對於艾連死在正義審判之下的結局，他認為很精彩，也不覺得爛尾，只覺更「厭人」了。

再談林家謙新作〈怪我只敢做好人〉，任弘毅在一面倒支持「邪不壓正」、「不論代價堅持做好人」的詮釋下，重新反思歌名的含意，發現當中刻意的不協調性，世間的好壞不是純粹的二分法，才需要「思考」和「質疑」。他認為這首詞珍貴之處在於林夕以細微違和感提醒我們：好壞往往只是表象，而當中的詩性辯證、覺悟之高，即使非林夕本意，也是一份十分寶貴的解讀。

疫症過後，街道又擠逼如故，逼滿異地遊人，廣告牌鋪天蓋地，寫著「你好，香港」四個大字，城市彷彿得到重生。但過去幾年，我城的人卻經歷離別，不少店舖結業，沙田珍寶海鮮舫移離香港、深水埗梁添刀廠招牌拆卸，城市的人還未學懂講再見，就要學會說你好。建造有時，拆毀有時，有人棄之不顧，也有人選擇堅守，一直用光影保存我城面貌，讓消失的歷史與文化再次被看見。虛詞編輯部在此推介八套與香港有關的港產保育電影與紀錄片，藉此與過去的事物說句你好。

由OpenAI開發的聊天機器人模型ChatGPT全球爆紅，美國華裔科幻小說家姜峯楠以及語言學家兼哲學家喬姆斯基，與另外兩位作者Ian Roberts及 Jeffrey Watmull近期發表的文章，都在坊間引起不少關注及迴響。隨著OpenAI日前正式發表全新升級版的GPT-4模型，其後續發展勢必將會引起網民的另一番熱烈討論。

《惡的序章》講述一位居住塔斯曼尼亞，患有心理疾病的男子，如何成為一位無差別襲擊平民的殺人犯。然而戲中卻沒有任何暴力鏡頭都，只描述主角的心路歷程，讓觀眾見證惡如何逐步萌生。逸天認為電影雖沒沒有特殊的運鏡或特效，卻處處讓人心情難以平息，這都要歸功於音效、演技和劇情鋪排。

2006年奧斯卡最佳外語電影的Das Leben der Anderen。 中文譯名為《竊聽者》，故事虛構自一九八〇年的東德，講述了身為Stasi（東德國安）的主角威斯勒（Gerd Wiesler）在監聽嫌疑作家德里曼（Georg Dreyman）時逐漸對目標產生同情而無法自拔，在人性和任務之間不斷掙扎後，放棄了自己的前程轉而暗中幫助德里曼逃過搜捕的故事。

榮獲今屆奧斯卡「最佳國際電影」的《Drive My Car》，陳煒舜認為這部電影是一條龐大而精巧的互文馬賽克隧道，自愛情與慾望的摹刻，至戰爭與和平的隱喻，無所不包，其面世亦與《羅生門》一樣，是作家與導演的相互造就。

全新一季「已讀不回BookChannel」，打頭陣的是重量級唐君毅《道德自我之建立》。這位當代新儒家宗師在著作中強調，人不能僅按照本能和欲望過活，我們應該要運用與生俱來的自覺能力為生活賦予道德價值，從而超越現實的種種限制，達致自主的人生。 鳴謝新亞研究所提供場地。

目光所及之處，霸淩無處不在，身受其害的陳海粟，讀過《我們為什麼被霸淩？》這本書，對那些真實的霸淩與被霸淩故事，以及傷痕累累與鮮血淋漓的痛，感覺尤深，並逐漸學會用紙張與電腦，承載被霸淩後的戰慄、憤怒與恐懼。

在「獅子山」和「圓規」兩場風暴遠走以後，香港地終於迎來秋意。在這哀樂無名的季節，《虛詞》編輯部為你精選德國電影節（KINO/21）以及百老匯院線幾部異國電影，在大銀幕上一一飛越極權社會、科幻末世、異色派對，在密陽和微涼的晚秋倒抽一口「涼戲」，在笑與淚中洗滌心頭的鬱或躁。

時隔廿多年，經典恐怖片《糖魔怪客》被Jordan Peele回收再續，紅眼則認為，電影過度鮮明的政治正確光環或掩蓋了它本身對離地商業藝術的批判。像男主角這一類遊手好閒的藝術家，表面上關懷社區，以保育議題進行創作，但再多熱情和抱負，都是一種偽善的狂熱。而偽善所掩飾的是，他們最終只是為了能夠用更廉宜的租金，享受更優閒的上流生活，才會選擇進駐一些長期被剝削、權力不平等的社區。其實他們的真正身份，無異於資本主義社會裡新一批侵略者。望向鏡子，鏡中的猙獰倒影有如理想自我的化身，才發現自己就是城市裡的嚐血殺人魔。

最近大熱的Netflix原創劇《魷魚遊戲》，林奕認為此劇起首聲勢緊湊，終集節奏卻突然拖慢，角色與角色之間的牽絆也偏向鬆散，但若摒除這些主觀感受的沙石，劇集帶出的反思仍值得細味咀嚼。

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早前首度與手民出版社合作，出版新書《舞台上的信疑善惡：林克歡戲劇評論集》，編者陳國慧形容林克歡恍如來自未來，有關劇場的觀點與看法，很多時候有如預言般精準，諄諄善誘，但字裡行間卻處處是嚴厲的指出問題所在，亦可見他對香港的喜愛之情。

公論的消失，會令是非判斷失去「公共」的洗禮，李達寧分享我們如何在天地閉之時自處。「天地閉，賢人隱」，但沒有消滅「天地變化，草木蕃」的可能。怎樣令天地變化？很可惜，哲學家沒有明確的答案。只能說真誠地活，堅持思考是變化的基礎。

拉素羅夫（Rasoulof）拍完《惡與他們的距離》（There Is No Evil）後，隨即被伊朗政府囚禁，即使在柏林奪得金熊獎，本人亦沒能親臨。而電影本身卻站在囚犯的對位——劊子手去思考，為甚麼在伊朗，有些人年年月月，行禮如儀地為死囚行刑？為甚麼有些人不願服從惡法，為信仰拒絕行刑，衝破牢獄一時，卻淪落一生？

每年的二月九日是在浴缸閱讀日（Read In The Bathtub Day）。在人類文明，沐浴不只是每天的習慣，還昇華成一種文化和享受。可以說，自有浴場和浴缸起，人類就必然建立了在沐浴時閱讀的習慣。在浴缸閱讀總會讓我想到電影《讀愛》（The Reader）裡，少年與女人在浴缸閱讀的一幕。這或許是出於琦．溫斯莉（Kate Winslet）的精湛演出；又或許，是這一幕展現了人性對知識的飢渴。

劉建均評最近於港台播放的《無惡之罪》，六集整體上不無新意但缺乏銳利視角，結果在形式和內容的取捨上進退失據，然而《無》的拍攝正值艱難時期，仍可見到香港新晉導演的意志和執行能力。

《惡之華》，好扭曲，像極了愛情。出自法國詩人波特萊爾既手，「以最深的謙虛之意，我獻上這些病弱的花朵。」詩集《惡之華》表現出一種毒品、酒同性上既沉溺與頹廢。通過閱讀佢，我哋會發現波特萊爾本身正是《惡之華》既化身，糜爛而頹廢。

港版國安法降臨，國歌法同步殺到，在大舉圍捕香港人的夜晚，詩人淮遠、洪慧、黃潤宇與火星，以詩抱緊或許已到盡頭的自由氣息。

成人各種醜陋面相（根本就是衣冠禽獸），孩子全都放在眼內，但心知這些束縛和秩序如何牢不可破，遂寄託精神在理型的「神」身上，奉行一套絕對價值，懲罰違反這些信念的人，納粹主義也就逐漸萌芽。

太宰治的小說，讓韓麗珠想到塔羅牌裡的「惡魔」，從正位去看，墮落、惡意、頽廢，被物質、權力和色慾駕馭了精神和理性，但把牌倒過來，則是透徹地看清並容納所有的黑暗面後，重新選擇一條自由的出路。那天，城市裡的提款機和街道、被催淚彈污染過的空氣，讓她再次想起「惡魔」牌。看破了價格，再略過價格，重新看到人和事物的價值。說不定，空蕩蕩的櫃員機暗藏祝福。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日前（九月六日）舉辦講座，邀來鄭詩靈教授、譚萬基博士、周豁然女士、鍾浩浲先生，以人類學角度解釋「暴力」的不同面貌。講者提到，我們的日常生活其實充斥著無形的暴力，法律、經濟、生活價值等看似和平的秩序，無不是通過看不見的暴力來維繫。最後，講者亦討論了邁向非暴力的可能。

身為香港的科幻小說名家，倪匡到底是怎樣憑著超凡的想像力，寫出一部部以虛喻實，跨越年代限制，膾灸人口的作品？月前在書展舉辦的「無限時空中追尋無限未來──倪匡與衛斯理的科幻世界」講座，就請得倪匡本人現身，談笑風生，讓他幽默而睿智地，表達對創作、科幻小說、社會甚至人生的看法。

早前讀了一篇評論文章，提到劇集第十話應思聰病發繼而闖進精神科社工宋喬平的辦公室，被宋安撫下來的情節。這段情節我也非常喜歡，不是因為思聰問「為甚麼是我？」的無奈，也不是那句不屬於劇本的「可能因為你比較勇敢吧」，而是，我在其中看到一位外套上掛著小玩偶的精神科社工，如何以平等的姿態，讓病發的思聰言說其經驗──他要拍怎樣的電影，是甚麼使他受苦──在喬平面前的不是一個胡言亂語、幻聽幻覺的精神病患者，而是一個在特定環境與心理狀態下受苦的人，以及他正遭遇的人生處境。

紅爆一時的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上月播出大結局，其中應思聰因拒絕吃藥而發病，哭著問宋喬平︰「為甚麼是我？」宋喬平眼泛淚光答︰「可能因為你比較勇敢吧。」這段情節逼哭了許多觀眾。飾演宋喬平的林予晞更在臉書透露，這段對話原來不在劇本之內，是兩人臨場反應，令原本感人的畫面更增添幾分真實的人情味。然而，喬平這句暖回，細想後會發現有些情理不通，畢竟為何思聰比較勇敢就需要承受疾病折磨？這是他活該的嗎？又，為何我們會為這句話而感動？在本文裡，我將從美學和哲學角度拆解這些問題背後關於命運、悲劇和善（Goodness）的脆弱性。

我一直以為，善良是支持著我的身子的某一根肋骨。不過，一個徹底地良善的人，並不會有「善良」的概念。正如，當夏娃仍然在伊甸園裡的時候，並沒有善或惡、羞恥或純潔、對和錯等所有二元對立的觀念，直至她吃了樹上的果子，放眼所見，一切都變了樣子，痛苦自此展開。

1867年，夏爾．波特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46歲。

劇場編劇黃詠詩，代表作品有《賈寶玉》、《香港式離婚》、《破地獄與白菊花》等。關於婚姻、死亡的主題，黃詠詩一向被人覺得絕、「去得幾盡」、鬼才。今次「好想藝術．自作業」，黃設計了一條路線，由銅鑼灣這個創作的起步點出發，看城巿的不同風景，同時思考藝術與人生。

的確，沒多少人會在意那些隨手掉的單據，竟有如斯份量，甚或如斯重要。除非，你曾經是其中一份子，游離於某個看似與「外邊」互不相干或互不打擾的角落。那麼，2016至2017的七一前後，歷經三百六十五日幾乎年中無休的「介入」，藝術家會否由outsider變insider？從旁觀到交心？當馬玉江有點不好意思地說，因為不會廣東話所以不敢開口，我就明白了——Empathy出自心底Calling。2014年移居香港，遊魂野鬼半夜三更遇上在自家城市「流放」的人，因「同病相憐」而凝聚，孤絕個體因心靈無處安放而結連。有病的，自是導致孤絕的源頭，這座城市的管治者／操縱空間權力之人。年中有休，因馬玉江當時仍得每三個月回山東老家辦一次簽證。四季如常的等待，從他／她們手上拿取單據的行為，亦逐漸變得有點公式化。藝術，也不是醒來送上三文治的NGO。單據上幾隻手寫字慰藉，讓來自北方的人感動不已。

關於今屆書展的一筆，也真是說來話長。那惡俗的海報並不令人意外，香港官方的設計從來都是話柄或笑柄。十元紙幣、飛龍圖案、特區廿周年標誌，無一不成設計的反面教材。香港文學書刊設計何嘗不是或過或不及，強差人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