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竊聽者》:夜愈暗,愈曉人之善惡

影評 | by  鄧皓天 | 2022-07-11


繼上次介紹經典文青德語電影《柏林蒼穹下》,這次再介紹2006年奧斯卡最佳外語電影的Das Leben der Anderen。 中文譯名為《竊聽者》,聽起來頗像《無間道》系列的警匪片,因此筆者更傾向於德文直譯「他人的生活」。故事虛構自一九八〇年的東德,講述了身為Stasi(東德國安)的主角威斯勒(Gerd Wiesler)在監聽嫌疑作家德里曼(Georg Dreyman)時逐漸對目標產生同情而無法自拔,在人性和任務之間不斷掙扎後,放棄了自己的前程轉而暗中幫助德里曼逃過搜捕的故事。


如果有讀者了解東德歷史,則清楚這個人口不足兩千萬的國家竟曾經擁有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安部門Stasi。短短五十年間,Stasi擁有超過九萬名正式探員及超過十七萬名非正式探員,對西方國家造成嚴重威脅,更曾成功打入西德政府對其高官要員進行監視。在國內,他們把德國人一絲不苟的精神完美發揮到監視民眾上,竊聽、爆竊、審問、社會性封殺,無所不用,務必把任何企圖危害國家安全的煽動性言論在萌芽之際就掐死。當然,如果電影只是講述Stasi如何冷血地審問民眾,那只是無聊的紀錄片。主角在監聽作家德里曼和其妻子斯蘭(Christa-Maria Sieland)時,逐漸對國安的職責產生懷疑,被洗腦的威斯勒首次出現了人性的抉擇,最後選擇遵從人性的美,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好人(guter Mensch)。所以電影日文譯名為《善き人のためのソナタ》,也就是故事中出現的樂譜《致好人的奏鳴曲》(Sonata for A Good Man)的日文。


威斯勒的蛻變:愈暗的夜,愈曉人之善惡


電影開首是威斯勒向學生講解如何審問普通人。Stasi是國家背後堅硬的盾和劍,故身為一個及格的幹員必須冷血無情,不能對嫌疑犯心生憐憫,畢竟這些人都是犯了些「煽動民眾」或「勾結外國勢力」的罪才被送進來的。但電影中犯了所謂「勾結外國勢力」或「危害國家安全」的其實都不是些甚麼窮凶極惡的罪犯,他們只是幫助某人逃亡,寫了或說了些甚麼諷刺領導的言論,但本質上和你我一樣的普通人而已。儘管如此,威斯勒依舊認定自己所做的是真的保家衛國,值得光榮的工作。


然而,故事卻在威斯勒監視德里曼和斯蘭時發生了大轉變。當局告知威斯勒德里曼是潛在的危害國家安全人士,可能與西方密謀著甚麼詆毀當局的陰謀。可是隨著威斯勒的監聽,發現德里曼之所以會落入國安的監視名單,只是因為文化部長迷戀德里曼的女友,並打算透過國安除掉這個情敵。威斯勒在此刻首次對自己的使命感到錯愕:原來自己不是在維護甚麼國家安全,而是在替一個迂腐骯髒的官僚搶別人的女朋友!


不過威斯勒人性的覺醒則始於雅斯卡(Jerska)的自殺。雅斯卡曾是一名知名導演,卻因為得罪了當局而被封殺十年多,徹底從文藝界中消聲匿跡。這讓筆者想起HBO series《切爾諾貝爾》中勇於揭發政府醜聞的科學家瓦列里(Valery Alexeyevich Legasov),被當局全面封殺,最終不堪重負上吊自殺。(註1)威斯勒聽著德里曼演奏好友送給他的遺物《致好人的奏鳴曲》,冰冷的內心出現了一絲動搖。在奏鳴曲平靜祥和的鋼琴聲中,威斯勒思索著好人的定義,在法律和良知間掙扎。那天,他潛入了德里曼的住所偷走了一本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 的詩集。在家中讀著詩句時,他開始憧憬生活的美,和可愛的戀人依偎在樹下,看著天空中輕盈的白雲飄過,而不是每天穿著死灰色的工作服,躲在閣樓裡監視著所謂的「恐怖份子」。


Ein Bild, das drinnen, Person enthä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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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勒讀著從德里曼家偷來的詩集,像孩子般學習何謂「人」。


故事的最後威斯勒偷走了打字機,從而拯救了德里曼,但自己也被撤職,餘生將會在陰暗窄小的房間中,和那些同樣被政府拋棄的公務員以拆信員的身分度過,一同被人遺忘。(註2)或許電影想讓好人有好報,威斯勒被撤職幾年後冷戰隨即結束,他也獲得了自由。威斯勒從被洗腦的冷血幹員到有著獨立思考、遵從良心的執法者,他完成了真正意義上人性的昇華。當法律和良知衝突之時,良知成為了他最高的行為準則,而不是法律。


極權國家的藝術工作者們:靈魂的工程師,給好人的奏鳴曲


故事另一著墨處則是極權下的文化產業。由於「老大哥」無孔不入的監控,藝術家任何作品都必須受過嚴密的審查才能發表。某些藝術家為了逃避審查,則嘗試以化名在國外發表作品。德里曼則正是這樣的例子。他本誠心相信共產主義能夠建立更美好的世界,故在國家的大力支援下成為了舉國知名的作家,在制度內盡享榮耀富貴。然而好友雅斯卡的死讓德里曼心灰意冷,所謂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原來如此醜惡。尚記得電影開首德里曼請求文化部長能夠把好友從黑名單中剔除,當時部長只一臉猥瑣地看著斯蘭,然後笑嘻嘻地警告德里曼在這個國家沒有所謂的黑名單,政府絕不會做打壓言論的工作。德里曼在與好友商量後,決定在《明鏡》週刊(der Spiegel)發表一篇匿名文章,控訴東德封鎖自殺消息,粉飾太平的假面目。在文章中他這樣諷刺到東德政府:


在漢斯拜拉街的國家統計局無所不計,無所不知。每年我買多少隻鞋子:2.3隻;每年我看多少書:3.2本;每年有多少中學生以全優成績畢業:6347名。不過有一樣東西他們從來沒計算過,或許是連官僚們都覺得痛苦吧,那就是自殺數目。

如果你向漢斯拜拉街查詢每年有多少人在易北河與奧得河,或波羅的地區與厄爾士山脈之間因絕望而自盡,我們的統計行家們則會沈默不語。他們或許會記下你的名字再交予國安。那些穿灰衣服的傢伙無時不在維護我們人民的安全,與幸福。

自1977年起,我們的國家停止計算自殺數目。當局稱那些死掉的為「殺死自己的兇手」,但這一切都和兇殺案無關,沒有暴力成癮的嗜血狂徒,也沒有狂熱的極端主義。它們只是單純的死亡,所有希望的死亡。當我們停止計算自殺數目後,在歐洲只有一個國家的政權比我們逼死更多的人民——匈牙利。我們緊隨其後,這就是所謂的「現實中的社會主義」。



在虛假的遮醜布之下,這個國家尚有許多無法吶喊的痛苦,文字在那刻卻成為了宣洩口。透過德里曼冷淡的筆調,那些受苦的靈魂也終於釋懷,得以安息。而電影也稱這些勇敢的藝術工作者們為「靈魂的工程師」,他們為人而創作;為生命而奉獻。


Ein Bild, das Straße, draußen enthä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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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蘭在威逼利誘之下出賣了男友,於心有愧衝出馬路自盡。Stasi見狀,只好停止行動,緩緩離去。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拍攝期間發生的小插曲。傳聞本來電影中的某些鏡頭該取景於Stasi監獄紀念館,但館長卻拒絕了導演的要求。理由是據資料所顯示,像威斯勒這樣富有人性的Stasi在現實中一個都沒有。所謂「槍口抬高一厘米」的執法者,在現實中並不存在。而像德里曼這樣能全身而退的藝術家也從不存在。鐵幕之下,個體往往是脆弱不堪的。比起德里曼,斯蘭更像那些對抗極權的小人物的縮影。或許他們曾有過勇於反抗的決心,卻也鬥不過當局的折磨,最終不是融入了制度便是絕望自盡。


電影很熱血,現實卻很殘酷。但正因如此,我們才更需保有良知。夜愈暗,愈曉人之善惡。



(1)瓦列里指出切爾諾貝爾核事故不是意外,而是人為錯誤。在政府的催促下,建築商為了儘快建好而偷工減料,導致核電廠反應爐安全性不達標,但報告卻被高層隱瞞了,最後導致悲劇。現實中人們找到瓦列里自殺前錄製的遺言,當中揭露了未公開的災難真相。

(2) 在德里曼的文章發表後,東德高層震怒,命令徹查事件。Stasi查出了偷運出去的文章是用未曾在共產國家中註冊過的墨水寫成的,因此只要找到和該墨水相應的打字機,便可證明誰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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