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是一場集體的夢,卻從來沒有人會去紀錄和拆解夢的緣起緣滅。直至去年,香港電影美術學會在沙田文化博物館舉辦了一次大型的展覽《無中生有》,史無前例地以其「築夢人」的專業身分,向公眾展現出美術及服裝造型,如何基於劇本上的文字,創建出實體的場景或裝置,以支撐並盛載起那些夢的真實性。策展人之一的TINA(劉天蘭)花了近一年將與展覽的相關內容編輯成書,成為電影業界不可多得的「築夢」文獻。「因為每一件展品都得來不易,可知電影煞科以後,很多道具和服裝未必都會保留下來,所以我們很想為它們留下紀錄。」電影是一場集體的夢。築夢人用美術為我們建構起夢的場景,而這次他們則通過一場展覽一本書為我們及自己,以電影以外的方式,築起了一個既偉大又浪漫的夢。 (閱讀更多)
曾威量導演的《Mongrel》,中文譯名是《白衣蒼狗》,講述来自泰國的外籍勞工為養活老家而來台,非法兼職看護,在道德爭議中掙扎求存的故事。對比起亮麗的影視成就,曾威量說,自己是一個非常失敗的看護著,這也是《白衣蒼狗》的緣起。電影重現了記憶的苦痛,但現實永遠有辦法更加殘酷。在拍攝期間,曾威量親身經歷了意外的亡故。他在過程中不斷叩問自己:電影可以做些什麼呢?「生病的人還在生病,痛苦的人還在痛苦。」他想起,在他那屆金馬學院第一天開學的時候,侯孝賢導演就跟所有學員說,「你的電影就是你的人。」他曾經說他的每一步片都是憤怒,如今在《白衣蒼狗》裡,除了憤怒,還有認份。他提到,那是一種「不妥協的凝視」,不妥協的凝視即是「不讓那種痛苦在空氣裡面盤旋、迴蕩。」就算無法以身替苦更遑論承擔,起碼「我」在看著,一直在看著。 (閱讀更多)
《風流一代》是賈樟柯第21部作品,亦是他首部將紀錄片結合敘事的電影。《風流一代》的緣起在2001年。那年賈樟柯開始一個拍攝計劃,叫《拿數碼攝影機的人》,一拍就是20年。賈樟柯認為,千禧年初的中國是一個混亂又無序的新時代,人們充滿了能量和興奮感去生活。從2001到2022年,賈樟柯積累了許多素材,疫情停擺的三年間,對賈樟柯而言是契機,可以靜下心來去面對、整理這二十年的素材。在剪輯的過程中,他想到了一個名字,《風流一代》。風流並不是指風流韻事,而是講述這的一代的不安份、渴望自由、與渴望革新。這二十年間,賈樟柯和他鏡頭下的演員都出現了許多變化,這些變化延伸了後面的文字劇本,與傳統電影不一樣,《風》是從影像本身生長出來的。賈樟柯認為,在社會、人類新的處境下,我們需要用新的電影語言去呈現生活。面對時代的到來,賈樟柯說,自己毫不懷疑電影的革新性。 (閱讀更多)
中環大館的中央裁判司署於10月18日重新對外開放,並推出兩項全新常設文化古蹟展覽「執行法律」及「司法權與懲罰」。此展覽是大館繼「域多利監獄: B 倉與 D 倉」以全新面貌對外開放後,為期數年的文化古蹟常設展覽翻新工作中的第二期項目,希望激發大眾對其歷史的全面理解,鼓勵文化交流,並啟發大眾的反思與對話,連結當下與過去。中央裁判司署作為香港最早成立的法庭,它是香港刑事司法制度中重要的一環,亦是香港早年法制的權威象征。作為承載歷史的文化古蹟,策展人鍾妙芬博士一直在思考的,是如何讓人們與歷史在期間相遇、建立聯繫。關於中央裁判司署的歷史照片極少,且幾乎沒有在此中發生事件的照片、繪畫或其他形式的記錄。於是,是次展覽特別邀請兩位藝術家霍凱盛與鍾嘉莉,以藝術形式重現當時情景。「我們採用了不同的策略呈現是次展覽背後厚重的歷史。畢竟,我堅信遺產屬於公眾,屬於社區,是社區的資產。而我們的職責就是利用圖像、藝術家、學者的知識,幫助人們與古蹟建立聯繫。」鍾博士說。 (閱讀更多)
2024年的金鼎獎特別貢獻獎得主——《雄獅美術》發行人李賢文分享在台灣的出版與美術這五十餘年來的故事。2023年「雄獅圖書」出版結束,李賢文只說:「那時(1996)隱約覺得雜誌的時代要結束了,網路的時代要來了,而且我很想要畫畫。」然而,結束不代表消失。李賢文將307期月刊、四百多本圖書、歷年的印刷網片以及資料室裡的上萬冊藝術藏書等文獻史料,全數捐贈給國家圖書館。回想當初創辦之時,他形容台灣是「美學沙漠」,1977年他創辦「雄獅美術新人獎」,成了鼓勵年輕人創作的一大推力。解嚴之後,社會氛圍快速變化,畫廊、美術館陸續出現,各式各樣的美術獎項也紛紛成立。於是,《雄獅美術》月刊便停刊了。雜誌停刊之後,李賢文恢復了畫家身分,畫了一系列山水寫生。50年來,仰望著許多的典範;50年後,他也成為了典範。 (閱讀更多)
作家顧玉玲近日甫出版的新書《一切都在此時此刻》,記述多年前在工傷協會任職時,經歷勞安議題、工傷事件、性別族群與階層等不同面向的人與事。在新書分享會中,邀請到作家吳曉樂與談。吳曉樂分享關於承擔他人痛苦經驗的紛雜感受,她深有共鳴。顧玉玲說,很多痛苦其實是怎麼做都無法分擔的;但是分擔痛苦的意願,是可以被感受到的,光是這個感受即已足夠。顧玉玲大學畢業後加入任職的《自立晚報》工會並擔任祕書,後來到工傷協會任職,長期與工傷者緊密共事,她說,「回想起來,我在工傷協會9年多,其實哭的時候不多,經常看到的是力量、是想盡辦法。我們不一定是打贏才去打,我們經常是明知會輸,還非打不可。但是在那打的過程裡頭,人就長出力量來了。」工人的生命中憤怒與快樂並存,一方面他們經受不人道的壓榨以及許多工作帶來的後遺症,但另一方面給他們也為自己勞動而有尊嚴和感到驕傲。在書寫過程中,顧玉玲認為紀實與虛構相互滲透,成為了他者與自我的生命交織。記憶並不完全反映現實,但對她而言卻是生命之中的一部分。:「是他們滋養、挑戰了我的生命,交織在我的生命裡頭,我不是在寫他者的故事,是我的故事。對,這本《一切都在此時此刻》就是我要說的話。」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