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年底華語影壇盛事的台北金馬影展，除了眾星雲集的金馬獎頒獎典禮，事實上，還有同期舉行的金馬創投會議。今屆金馬創投會議將於 11 月 15 日至 17 日舉行，而上月已公佈了入圍創投的電影計劃。過去每一年都不乏來自香港的電影計劃入圍，但鑑於近年金馬獎牽涉到愈來愈多的政治角力，譬如中國大陸已公開杯葛影展，香港影業協會早前亦發信「呼籲」本地電影圈遠離金馬，明顯有不少需要顧及內地電影市場的片商都保持觀望態度，不敢赴台。至於仍然參與金馬獎及報名金馬創投的一些香港電影人，尤其在本地電檢制度愈見嚴謹的這一年，更難免成為焦點。

綜觀今屆金馬創投的入圍名單之中，當中便有許多香港導演的新作，或是以香港為故事題材（而主創者已離開香港）的作品，包括開發中（FPP）組別便有導演周冠威繼《十年》和《時代革命》之後的新作《求救訊號》；去年入圍金馬獎的《少年》導演之一任俠所執導的《我愛過的那個時代》；同樣曾經執導《十年》，目前已移居加拿大的歐文傑，則交出新作《飄零犬》； 繼《夜香．鴛鴦．深水埗》後，由梁銘佳與 Kate Reilly 執導的《華富》；杜汶澤繼《空手道》後第二部執導兼編劇電影《詐騙集團》；以及由關錦鵬監製，柯煒林與梁子瞳合導的《致遊子們》。另一已開拍（ WIP）組別，則有黃鐦與黃綺琳監製、黃綺琳編導、鍾雪瑩主演的《填詞撚》，以及《緣路山旮旯》導演黃浩然的下一部作品《智能瘋》。

從《時代革命》到《求救訊號》

《求救訊號》是周冠威於去年交出反修例社運紀錄片《時代革命》之後，目前唯一已公佈的最新作品。「是一個關於學童自殺的題材，很明顯啦，講年輕人，講學校、教育制度，再加上現在的高壓環境，劇本在香港很敏感，難以找到資金，沒投資者敢合作。」對於眾多香港電影人不謀而合報名參與今屆金馬創投，周冠威續說：「當你在香港失去了創作自由，台灣有，最近的出路就在台灣，我想，這很自然會是香港電影發展的軌跡。也相信大部份香港導演帶著劇本去台灣，是受到敏感的審查影響，而且無論那個審查是來自自己，還是投資者。」

曾經因為都市愛情作品《幻愛》而廣被大眾認識的周冠威，從去年公開署名執導《時代革命》開始，某程度上已成為政治敏感的代名詞。《時代革命》能在香港公映的機會至今渺茫，除此以外，他亦坦言，過去一年多，不少已在籌備的電影計劃及相關工作，最終都因為《時代革命》的連帶影響無疾而終，難免有一段時間感到相當鬱悶和氣餒。「從《十年》到《幻愛》，那時大家慶幸你終於變得無咁敏感，但哎呀，現在你突然有部《時代革命》，別人的眼光開始有芥蒂、恐懼，不想再跟我合作。」周冠威猶豫了好一會兒，然後還是照直回答：「有些人會鬧我幾句，有些就不是鬧我，但他們覺得我不應該冒險拍這部電影，覺得我的決定是錯的，不應該繼續留在香港，也不應該出名（公開署名）。」他沉吟續說：「有些人希望可以跟我從此斷絕所有聯絡，他們倒是很有禮貌的，甚至反過來安慰我，哈哈哈……跟住就同我講 bye bye。」

周冠威苦笑了幾聲，感慨道：「都是人之常情，但無論對我不滿還是善意的，都選擇了離開。我知道因為這部電影，會有很多人與我疏遠，確實也令我相當難過。」

回想處理《時代革命》的過程中，他大概已料到會有這樣的反應。「這方面我有經驗啊。《十年》已經試過一次，所以《時代革命》出現之後，大家的反應對我來說可謂沒任何驚喜。」說著，周冠威強顏一笑，早前確診 Covid 癒後聲線還是有些沙啞：「當然了，是有一些原本相熟的朋友……」話到一半有點哽咽，不懂得怎樣形容，只說：「對啊，他們選擇離開我。」

「但有些人走了，有些人會回來。我失去了朋友，失去了工作機會，但又有些朋友因為這部電影選擇支持我，這才發現自己並非一直失去。」轉念一想，他說：「我會重新站起來，繼續堅持，繼續爭取，做導演和拍我的作品。」

周冠威確信《時代革命》並不是、也不會是他的最後作品。誠然，如今他正帶著新的電影計劃到金馬創投闖關 —— 由他和曾俊榮編劇的《求救訊號》。然而，台灣電影市場會如何接收金馬創投這一批「移民潮」之下的香港作品？曾經先後帶著幾部作品去過台灣的周冠威表示：「在一方面，台灣似乎仍然是個烏托邦，擁有創作自由、發展空間。但《幻愛》其實唔收得，《時代革命》是比較好，當然亦因為後者題材比較特別。到底台灣電影市場會有幾接納香港電影作品呢？事實上，能夠在台灣市場賺到可觀票房的香港電影，幾乎都是娛樂商業作品，其他都沒太多成功例子。」

理想和現實始終有一點距離，周冠威自行撥了一下冷水：「但能否真的在金馬創投找到投資者呢，其實過往去金馬創投的香港作品，找到台灣資金的成功數字也絕對不高。」最後，他補充道：「我沒有太多所謂美麗願景，但我認為是值得嘗試的。又或者，是已經無可奈何地不得不嘗試。」

致已消失的新聞媒體

同樣帶著新作《我愛過的那個時代》遠征金馬創投的任俠，去年便已憑著與林森聯合執導的《少年》入圍金馬最佳新導演，惟《少年》描寫香港社運，題材敏感，跟《時代革命》的情況一樣，電影至今都無法在香港正式上映，台灣及海外觀眾反而更有機會看到此作。

任俠打趣形容，自己反而最害怕被「定位」成一名政治片導演。在《少年》之後，他一方面自組電影團隊「豐美股肥」拍攝實驗短片，同時亦沒有放棄籌備商業動作片，曾去過釜山電影節尋找創投資金，但不成功。反而另一部關於記者的故事 —— 由前「立場」記者，《執屋》導演莫坤菱編劇的《我愛過的那個時代》，則成功入圍金馬創投。《少年》和《時代革命》兩片於去年金馬獎成為「不能在香港上映的香港電影」代表，獲得不少台灣評審及觀眾聲援，惟任俠坦言，掌聲皆因兩岸政治因素主導，但電影歸電影：「對《少年》的那些評價，其實不能作準。因為它的議題太大了，議題、感情因素先行。」

任俠素來快人快語，但對於《少年》於海外放映得到的許多正面評價，他顯然有點抗拒。「會去看《少年》的觀眾，看完都不會特別鬧你拍得差，最多就是質疑戲中許多角色的處理，傾向受家庭環境影響，而不是由社運帶動，所以有親身參與的前線手足可能並不認同。」他接著說：「但這個討論也是好的，不一定說拍社運題材就要很感動，要很欣賞你們的勇氣。其實我不覺得自己為了拍這部戲付出很多，當然拍攝過程是很困難，但很多電影都同樣難拍，所以不能用《少年》來衡量我的作品水準，可能要看我之後的短片和其他作品。」他打趣自嘲：「也可能拍多兩三套，大家對我的看法又會不一樣。」

「但就不要再問我擔唔擔心前途，驚唔驚，回想這半年來都不斷有人問我，連看過《少年》的美國記者都有這樣問，其實我說好驚又如何呢？難道我要即刻移民去美國？」說著，任俠大笑道：「我當然知道他們有預設答案，想我說好驚，但我其實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重要。」

說來微妙，任俠新作《我愛過的那個時代》正是來自去年一篇關於《少年》的電影訪問。《少年》於香港禁映之後，兩名編劇任俠及陳力行接受「立場」採訪，訪問期間，他們忍不住反問記者：「總是問我們為什麼要繼續拍電影？那你們為什麼要繼續做記者？」而當時負責採訪的「立場」記者，就是如今《我愛過的那個時代》的編劇莫坤菱。莫坤菱去年亦曾經拍攝《執屋》一片參與鮮浪潮國際短片節，卻同樣因為涉及社運題材，香港電檢處拒批，必須大量刪改劇情才能獲得准映證。

兩名先後被電檢制度高牆攔住的人，可謂不打不相識，如今再次出發，以《我愛過的那個時代》赴台尋找拍攝資金。於後社運年代，繼續拍電影可能不只談夢想和創意，有時也無可避免要談政治覺悟。新作《我愛過的那個時代》正是描述一群曾經「以為可以改變世界」的新聞工作者，而故事原型，興許是今日已消失的新聞機構，以及仍然鋃鐺在囚的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