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什麼香港故事去金馬創投

專訪 | by  紅眼 | 2022-11-10

作為年底華語影壇盛事的台北金馬影展,除了眾星雲集的金馬獎頒獎典禮,事實上,還有同期舉行的金馬創投會議。今屆金馬創投會議將於 11 月 15 日至 17 日舉行,而上月已公佈了入圍創投的電影計劃。過去每一年都不乏來自香港的電影計劃入圍,但鑑於近年金馬獎牽涉到愈來愈多的政治角力,譬如中國大陸已公開杯葛影展,香港影業協會早前亦發信「呼籲」本地電影圈遠離金馬,明顯有不少需要顧及內地電影市場的片商都保持觀望態度,不敢赴台。至於仍然參與金馬獎及報名金馬創投的一些香港電影人,尤其在本地電檢制度愈見嚴謹的這一年,更難免成為焦點。


綜觀今屆金馬創投的入圍名單之中,當中便有許多香港導演的新作,或是以香港為故事題材(而主創者已離開香港)的作品,包括開發中(FPP)組別便有導演周冠威繼《十年》和《時代革命》之後的新作《求救訊號》;去年入圍金馬獎的《少年》導演之一任俠所執導的《我愛過的那個時代》;同樣曾經執導《十年》,目前已移居加拿大的歐文傑,則交出新作《飄零犬》; 繼《夜香.鴛鴦.深水埗》後,由梁銘佳與 Kate Reilly 執導的《華富》;杜汶澤繼《空手道》後第二部執導兼編劇電影《詐騙集團》;以及由關錦鵬監製,柯煒林與梁子瞳合導的《致遊子們》。另一已開拍( WIP)組別,則有黃鐦與黃綺琳監製、黃綺琳編導、鍾雪瑩主演的《填詞撚》,以及《緣路山旮旯》導演黃浩然的下一部作品《智能瘋》。


從《時代革命》到《求救訊號》


《求救訊號》是周冠威於去年交出反修例社運紀錄片《時代革命》之後,目前唯一已公佈的最新作品。「是一個關於學童自殺的題材,很明顯啦,講年輕人,講學校、教育制度,再加上現在的高壓環境,劇本在香港很敏感,難以找到資金,沒投資者敢合作。」對於眾多香港電影人不謀而合報名參與今屆金馬創投,周冠威續說:「當你在香港失去了創作自由,台灣有,最近的出路就在台灣,我想,這很自然會是香港電影發展的軌跡。也相信大部份香港導演帶著劇本去台灣,是受到敏感的審查影響,而且無論那個審查是來自自己,還是投資者。」


曾經因為都市愛情作品《幻愛》而廣被大眾認識的周冠威,從去年公開署名執導《時代革命》開始,某程度上已成為政治敏感的代名詞。《時代革命》能在香港公映的機會至今渺茫,除此以外,他亦坦言,過去一年多,不少已在籌備的電影計劃及相關工作,最終都因為《時代革命》的連帶影響無疾而終,難免有一段時間感到相當鬱悶和氣餒。「從《十年》到《幻愛》,那時大家慶幸你終於變得無咁敏感,但哎呀,現在你突然有部《時代革命》,別人的眼光開始有芥蒂、恐懼,不想再跟我合作。」周冠威猶豫了好一會兒,然後還是照直回答:「有些人會鬧我幾句,有些就不是鬧我,但他們覺得我不應該冒險拍這部電影,覺得我的決定是錯的,不應該繼續留在香港,也不應該出名(公開署名)。」他沉吟續說:「有些人希望可以跟我從此斷絕所有聯絡,他們倒是很有禮貌的,甚至反過來安慰我,哈哈哈……跟住就同我講 bye bye。」


周冠威苦笑了幾聲,感慨道:「都是人之常情,但無論對我不滿還是善意的,都選擇了離開。我知道因為這部電影,會有很多人與我疏遠,確實也令我相當難過。」


回想處理《時代革命》的過程中,他大概已料到會有這樣的反應。「這方面我有經驗啊。《十年》已經試過一次,所以《時代革命》出現之後,大家的反應對我來說可謂沒任何驚喜。」說著,周冠威強顏一笑,早前確診 Covid 癒後聲線還是有些沙啞:「當然了,是有一些原本相熟的朋友……」話到一半有點哽咽,不懂得怎樣形容,只說:「對啊,他們選擇離開我。」


「但有些人走了,有些人會回來。我失去了朋友,失去了工作機會,但又有些朋友因為這部電影選擇支持我,這才發現自己並非一直失去。」轉念一想,他說:「我會重新站起來,繼續堅持,繼續爭取,做導演和拍我的作品。」


周冠威確信《時代革命》並不是、也不會是他的最後作品。誠然,如今他正帶著新的電影計劃到金馬創投闖關 —— 由他和曾俊榮編劇的《求救訊號》。然而,台灣電影市場會如何接收金馬創投這一批「移民潮」之下的香港作品?曾經先後帶著幾部作品去過台灣的周冠威表示:「在一方面,台灣似乎仍然是個烏托邦,擁有創作自由、發展空間。但《幻愛》其實唔收得,《時代革命》是比較好,當然亦因為後者題材比較特別。到底台灣電影市場會有幾接納香港電影作品呢?事實上,能夠在台灣市場賺到可觀票房的香港電影,幾乎都是娛樂商業作品,其他都沒太多成功例子。」


理想和現實始終有一點距離,周冠威自行撥了一下冷水:「但能否真的在金馬創投找到投資者呢,其實過往去金馬創投的香港作品,找到台灣資金的成功數字也絕對不高。」最後,他補充道:「我沒有太多所謂美麗願景,但我認為是值得嘗試的。又或者,是已經無可奈何地不得不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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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已消失的新聞媒體


同樣帶著新作《我愛過的那個時代》遠征金馬創投的任俠,去年便已憑著與林森聯合執導的《少年》入圍金馬最佳新導演,惟《少年》描寫香港社運,題材敏感,跟《時代革命》的情況一樣,電影至今都無法在香港正式上映,台灣及海外觀眾反而更有機會看到此作。


任俠打趣形容,自己反而最害怕被「定位」成一名政治片導演。在《少年》之後,他一方面自組電影團隊「豐美股肥」拍攝實驗短片,同時亦沒有放棄籌備商業動作片,曾去過釜山電影節尋找創投資金,但不成功。反而另一部關於記者的故事 —— 由前「立場」記者,《執屋》導演莫坤菱編劇的《我愛過的那個時代》,則成功入圍金馬創投。《少年》和《時代革命》兩片於去年金馬獎成為「不能在香港上映的香港電影」代表,獲得不少台灣評審及觀眾聲援,惟任俠坦言,掌聲皆因兩岸政治因素主導,但電影歸電影:「對《少年》的那些評價,其實不能作準。因為它的議題太大了,議題、感情因素先行。」


任俠素來快人快語,但對於《少年》於海外放映得到的許多正面評價,他顯然有點抗拒。「會去看《少年》的觀眾,看完都不會特別鬧你拍得差,最多就是質疑戲中許多角色的處理,傾向受家庭環境影響,而不是由社運帶動,所以有親身參與的前線手足可能並不認同。」他接著說:「但這個討論也是好的,不一定說拍社運題材就要很感動,要很欣賞你們的勇氣。其實我不覺得自己為了拍這部戲付出很多,當然拍攝過程是很困難,但很多電影都同樣難拍,所以不能用《少年》來衡量我的作品水準,可能要看我之後的短片和其他作品。」他打趣自嘲:「也可能拍多兩三套,大家對我的看法又會不一樣。」


「但就不要再問我擔唔擔心前途,驚唔驚,回想這半年來都不斷有人問我,連看過《少年》的美國記者都有這樣問,其實我說好驚又如何呢?難道我要即刻移民去美國?」說著,任俠大笑道:「我當然知道他們有預設答案,想我說好驚,但我其實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重要。」


說來微妙,任俠新作《我愛過的那個時代》正是來自去年一篇關於《少年》的電影訪問。《少年》於香港禁映之後,兩名編劇任俠及陳力行接受「立場」採訪,訪問期間,他們忍不住反問記者:「總是問我們為什麼要繼續拍電影?那你們為什麼要繼續做記者?」而當時負責採訪的「立場」記者,就是如今《我愛過的那個時代》的編劇莫坤菱。莫坤菱去年亦曾經拍攝《執屋》一片參與鮮浪潮國際短片節,卻同樣因為涉及社運題材,香港電檢處拒批,必須大量刪改劇情才能獲得准映證。


兩名先後被電檢制度高牆攔住的人,可謂不打不相識,如今再次出發,以《我愛過的那個時代》赴台尋找拍攝資金。於後社運年代,繼續拍電影可能不只談夢想和創意,有時也無可避免要談政治覺悟。新作《我愛過的那個時代》正是描述一群曾經「以為可以改變世界」的新聞工作者,而故事原型,興許是今日已消失的新聞機構,以及仍然鋃鐺在囚的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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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眼

寫電影、電視劇、流行文化。寫小說。文章散見明報、立場新聞、商台903、端傳媒、虛詞、週刊編集、天下獨評、Madame Figaro 等。曾獲香港中文文學創作獎冠軍、青年文學獎。已出版長篇小說包括《毒氣團》、《廢氣團》、《沼氣團》、《小霸王》、《赤神傳》及短篇小說集《壞掉的 愛情》、《極短篇:青春一晌》、《紙烏鴉》、《獅人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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