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海尋鯨，斷崖栽花 —— 訪蔣曉薇

愁城坐困，疫境亂世，潛心寫作愈見艱難，要順利出版著作則更不容易。然而，香港作家蔣曉薇身上，卻是另一番崖上開花的景象。皆因蔣曉薇近月接連出版兩書，其一是香港電影同名小說《幻愛》，其二是在台灣出版的長篇小說《秋鯨擱淺》。梅開二度，使作者迅速備受文壇矚目，但談到小說創作，蔣曉薇甚謙虛，先說《幻愛》是導演周冠威與編劇曾俊榮的作品，自己只負責補筆，再提到《秋鯨擱淺》全賴恩師董啟章為她推薦牽線，方能付梓。閉關多年，筆耕成書，卻好像都是別人的功勞，詳談下來，蔣曉薇可能有種屯門人獨具的不爭和泰然，自言是邊緣人，離群索居不愛熱鬧，市區太遠，生活狹窄，唯有寫作與書海讓她感到寬躺自在，於紛擾日常裡獲得淡靜獨處的小時光。

幻愛

「有一晚，周冠威和曾俊榮直接來到我家裡，問我有沒有興趣寫《幻愛》。」電影小說的出現，原來像三顧草蘆，從那夜開始。蔣曉薇正職教師，閒時寫小說，本身亦是舞台劇編劇，與《幻愛》編劇曾俊榮同為屯門人，兩人相識多年，去年底看罷《幻愛》試映，蔣曉薇相當喜歡，導演周冠威和曾俊榮隨即問她有沒有時間動筆，「他們開始要為電影做宣傳，覺得如果有文字小說的話，效果會幾好。」確實有心動過，但她怕寫壞別人的故事。「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電影本身已經拍得很好，或者不需要我另外再寫。」

但一切都是命數，數個月後，最壞的時勢促成了他們的合作。疫情爆發，《幻愛》電影延期上映，檔期未定，與此同時，學校停課讓蔣曉薇突然多了空餘時間，其時《秋鯨擱淺》剛脫稿，「我自覺仍在寫作狀態，就當是給自己一個習作，因此，他們問了一些關於出版小說的事，亦再問會不會寫電影小說，我便答應了。但他（周冠威）完全不知道我會怎樣寫。」

編導兩人讓她閉關寫作，自由發揮，而事實上，既是觀眾，又是小說作者，蔣曉薇對電影《幻愛》說穿了是有些想法的。「我覺得他們（周冠威和曾俊榮）的電影『太男人』了，男主角李志樂一直帶著故事，但你不明白像葉嵐這樣一個功利的女人，她對其他人都習慣了用完即棄，到底為何看中他，無端端會對這個男主角心動？亦不知道她的過去，有什麼原因造成她這種性格，只知道跟她的母親有關，但除此之外都很空白。兩位主角的共通之處，其實是他們都很重視母親，我更想在小說裡面探討電影沒提及的愛恨交纏是從何以來。」

誠然，自《幻愛》上映以來，票房報捷及一片好評之中，亦確實夾雜了許多對性別意識粗疏的批評，出自兩位男性編導的作品，站在女性立場，蔣曉薇坦言故事有些細節寫得奇怪，執筆電影小說，正好提供了女性的聲音，將故事修正。「電影中葉嵐這角色明顯是服務男主角的，她應該有自己的經歷和想法，我嘗試在小說中重寫這些沒交代的位置，是為葉嵐而寫，為何她見到李志樂會神不守舍，為何對這個男人心動？與他心理輔導交談過後，到底她心裡在想什麼？」

而故事中男女主角遊移於虛幻與現實的愛情故事，電影拍得唯美，蔣曉薇卻有意在小說中詮釋它的另外一面。「在我眼中，他們的關係不是三角戀，是李志樂潛意識裡其實嫌棄葉嵐，欣欣就是他的潛意識，是他自己創造出來的黑暗面，他有善良、追求純潔愛情的部分，但他亦有黑暗之處，埋藏著介意葉嵐的真正想法。」

為《幻愛》重寫電影小說，蔣曉薇續指，背後與自己的教師身份有關，初衷之一，是想鼓勵年輕人閱讀：「因為我的學生真的從不看書，連書都不想揭，他們只愛看短片，玩抖音、IG。但即使你想在學校做一些電影與文學的對讀，你會發現圖書館的書舊得可怕，仍然是李碧華的《霸王別姬》、《胭脂扣》，我自己都有份教，確實很難引起學生的興趣。」

「播《解憂雜貨店》可能好一些，因為學生會喜歡看，覺得故事新鮮一些，但是否代表香港再沒有好故事呢？」蔣曉薇形容，只是時下沒有一個讓學生並讀的題材：「但如果是這部電影，電影本身拍得好看，我知道年輕人會看。他們可能會因此看書。」

屯門

訪問一個多小時，文壇新貴蔣曉薇言談謙遜，除了一點，關於屯門。答應寫《幻愛》電影小說，不但是寫作上的新嘗試，「因為我喜歡它發生在屯門，他們不找我寫，應該沒有人寫得好。你找一個不是屯門人去寫，就應該不會有那種味道。」

動人的愛情、眼前一亮的演員面孔，或都不及《幻愛》裡的屯門風光。電影以屯門為故事舞台，主要是因為編劇曾俊榮是屯門人，亦是讓蔣曉薇最有共鳴之處。「你要知道，屯門給外界的最大印象，離不開屯門色魔、古惑仔和公園大媽等，但電影拍到一些我日常生活的畫面。有人嫌電影拍得 Fantasy，但我覺得幾好，起碼上映之後，大家會對香港社區多了一些新發現，令一個地方變得不再只是一個地方。」她形容，自從《幻愛》讓屯門某些地方變成影迷「朝聖」熱點、打卡位，多了人會來屯門，亦多了屯門人踴躍為自己的社區發聲：「某程度上它連結了屯門人。你突然發覺社區其實都不是太冰冷，都有許多人緊張和一齊關心這個地方。」

「對這個地方是又愛又恨的，它交通不方便就不用講，但我喜歡它的寧靜。」蔣曉薇對屯門有強烈的歸屬感，甚至認為屯門的自成一格，實不失為優點。「作為屯門人最大的身份認同，就是你並非一個『市區人』，你的價值觀、視野以至生活品味，都跟別人不同。尤其是我住在屯門碼頭附近，不是市中心那一帶，沒有商場，連圖書館都沒有，落街就是一片海，中學時是真的會捧著書本去碼頭，坐在涼亭溫習，平時跟同學會去的地方就是海灘，放學就一同走到長堤，一直傾到日落回家，又或者夜晚促膝長談。」成長於屯門邊陲的浪漫記憶，升大學之後才發現世界大不同，「小時候我以為這種生活是必然的，但到長大之後，原來不是。你的同學放學是逛又一城，行 SOGO、City Super。而你其實根本從未見過 City Super。他們認識的東西，你都覺得好陌生。」

然而，市中心與邊陲海岸的落差不算什麼，與童年藍天碧海能夠遙望赤鱲角機場的印象相比，屯門在過去十多年翻天覆地的改變，其實讓她覺得更陌生、更可怕。「前陣子許多人說屯門公園有大媽跳舞，污煙漳氣，當然令人生氣。但那種腐化，就是你阻止不了的。」蔣曉薇憶述：「以前曾經盼望過，如果西鐵能夠開到屯門南、屯門碼頭那邊就好了，生活會更方便。但現在反而慶幸沒有如此，至少讓那個地方沒有『篋陣』和旅客，仍然是一個讓人生活的地方。」

屯門雖在城市邊緣，但她自豪於社區仍有一些地方保留到自己的特色。「它其實幾適合《幻愛》這個故事。」蔣曉薇說。《幻愛》的主角李志樂本身就是一個與其他人格格不入的精神病患者、邊緣人，他害怕城市大眾的眼光，才會選擇在屯門這個邊緣地方生活，「故事發生在屯門，本身是有它的意義。」

在她眼中，屯門的邊緣，與市區對立，卻總是能夠跟一些同樣邊緣的東西連結。例如李志樂，例如蔣曉薇自己。她不介意自己的邊緣位置：「我不想融入人群。可能我是一個需要空間的人。許多作家都可以在咖啡店寫作，但我完全不行。我想安靜，無論寫作還是看書，我只能夠在圖書館。」

董生

「圖書館是一個沒有人聲的防空洞」，寫在《秋鯨擱淺》書中的這一句話，被邊緣的自況與自得其樂，是整個故事的鍥子，亦彷彿是蔣曉薇的心聲。

「從我開始寫第一部作品《家．寶》，然後到《秋鯨擱淺》，由於家裡沒一個安靜空間，唯有下班到圖書館寫作。實在太多時間留在圖書館了，所以很自然就地取景，故事便從圖書館開始。」蔣曉薇在圖書館寫作，而《秋鯨擱淺》裡面，游敏兒和蘇月秋兩個生活不如意的淪落人，一段以書結緣的師生戀，一切都發生在圖書館。對它的沉迷和無窮憧憬，她念念不忘大學時代的回憶。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裡，有個位處偏僻的香港文學館藏區，就好像圖書館人跡罕至的邊陲地帶，對蔣曉薇而言正中下懷。「館藏區平時沒什麼人，容易找位置，相當舒服。我的大學生涯就是這樣待在圖書館裡，尋找自己想看的書本，構思畢業論文題目。」

而蔣曉薇的論文題目，是香港作家董啟章。事實上，蔣曉薇談寫作生活，三句不離董啟章，她的寫作啟蒙、恩師、伯樂，亦是將《秋鯨擱淺》帶到台灣的推薦人。起初以為兩人師徒關係緣於中大，原來早在中學時期，蔣曉薇已是董啟章門生，「當時他就從上水專程坐車到屯門，來到我的中學做寫作班導師。」因為寫作班認識了董啟章，亦因而讓蔣曉薇接觸香港文學。後來升讀中大，師生兩人仍有聯繫。董啟章於中大講課，在通識科任教香港文學，蔣曉薇主修中文，空堂時又特意去旁聽，而論文題目就寫董啟章作品的虛實書寫結合。「我第一次看他的作品是《地圖集》，接著就閱讀他的其他作品。他從來不是正常地說一個故事，總是真真假假，似真又似假，將身邊的小事物轉化成故事，寫作上的創意令我印象深刻。」

事實上，翻看《秋鯨擱淺》，書中既有流行愛情小說的清新味道，但同時以白先勇、蕭紅、卡繆等名家文學作品為線索，引導筆下角色談論人生哲理及對於政治現實的體會，師承董啟章，受其寫作風格感染的痕跡，可見一斑。而除了技法上受其啟發，蔣曉薇筆下亦明顯包含了一股 —— 從董啟章到書中所引用的卡繆 —— 以文學回應社會的熱情：「構思《秋鯨擱淺》的時候，我挑選了這些文學作品，是因為無論白先勇、蕭紅或卡繆，其實他們都活在歷史的恐懼之中，活在一個消耗人性、消耗善良的時代。一戰、二戰、國共內戰，戰爭歲月裡全部都是艱苦日子，但後人再讀他們的創作，還是帶來一些善良和光明。當我們身在艱難的日子裡，作品會打開一道門，讓我們與他們的時代互通，並排對讀，跳入戰爭的時代、失去故鄉無家可歸的動盪流亡時代裡見到光明。」蔣曉薇說得文藝，卻有種不狂不躁，淡靜的堅定：「這本書想說的是閱讀能帶給人盼望，閱讀能夠成為人們在眾多艱難流離時的養份。」

秋鯨

《秋鯨擱淺》表面上是一段師生戀，但實際上，藉著兩位主角的相遇、談書傾心，牽涉到今日香港從新移民學生、校園分化到更宏觀的政治衝突與家庭對立。蔣曉薇對社會問題的描畫，有其細膩 —— 而同樣可能是很邊緣的觀點，不少是跟自己教師身份有關的切身經驗。

「許多學校其實都有新移民學生，當大家指摘他們來搶奪資源、不懂廣東話，但我看到的是，他們有時候很孤獨，他們在大陸長大，對香港有很多不適應的地方，香港好像很文明，但在他們的世界，感受可能完全相反。」蔣曉薇坦言，教過許多其實不想來香港讀書的新移民學生，「他們是被迫來香港的，只是父母鋪好了路，申請他們來香港『團聚』。其實他們有些早已決定讀完中六就返回內地。」今日想離開這個城市的，不只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人，還有一群沒辦法控制自己命運的年輕新移民。「因為他們的命運由父母掌握，你問他們不覺得香港很好，不想留下來嗎？他們不覺得。他們認為香港人冷漠，而他們的朋友、親戚，關心他們的人其實都在大陸。他們的父母一直在香港工作多年，從未跟孩子相處過，突然間就要他們『團聚』同居，其實未必習慣。」

蔣曉薇眼中的新移民學生，是香港社會邊緣的邊緣族群，「沒有人際網絡、語言不通、父母關係疏遠，其實這個不適應的狀態，都是流離失所的苦痛，都是一種異鄉的感覺。我是基於這份同情及關懷，去寫蘇月秋這個角色。」轉念一想，她接著說：「當然，有這種感覺的人並非只有他們。我們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都有，但我們是面對政治制度變化的不適應，或是對社會腐化的不適應，然後覺得這個地方已經變得陌生。」

今日香港，城市撕裂分化，但蔣曉薇站在邊緣，覺得兩種痛苦，雖然彼此有別，但其實都有相通之處。「我覺得凡是痛苦孤獨的人、不被理解的人，他們都可以在閱讀經驗裡找到想法相同的人。原來你跟我一樣，原來我們都在同一個空間，那種連結，彷彿可以減輕一些苦痛。」

去留

《秋鯨擱淺》初為舞台劇劇本，寫於雨傘運動之後，亦是故事本身的時間點。蔣曉薇在 2017 年決定重寫《秋鯨擱淺》長篇小說，原因之一是當時社會陷入消沉期，「大家對政治都很冷淡，沒什麼人會去遊行集會，是一個沒有人想出聲，連投票都不願意的狀態。」她本身想用小說喚醒時代記憶，然而，隨著去年的反修例運動，蔣曉薇形容，政治氣氛已經 180 度改變，「《秋鯨擱淺》這個故事是關於社會上的無力感，但社會變得太快，小說已無法追上這個時空。」

她承認，從《秋鯨擱淺》寫到《幻愛》，再回頭修訂《秋鯨擱淺》，這段時間情緒太多，亦難以集中精力寫作，「要追著新聞，追著社會運動，要花時間消化自己的情緒和想法，如果你不夠平靜，很難將作品寫得純。可能出來行完之後，回家繼續寫，或者行完覺得太累，明日再寫。」

而誰也料不到反修例運動未了，卻是肺炎肆虐，全城惶恐。變幻當中讓人失落迷惘，無力感再度襲來，「你開始懷疑再寫下去是否有用，甚至懷疑是否能夠繼續出版，別人讀你的作品會否覺得太離地，作品裡的情感是否已無法回應當下？」

「但到你寫完之後，發現原來作品有它自己的生命，在這個時勢出版，或者就代表一種聲音。」蔣曉薇頓了一下，續說：「在今日香港，與朋友聊天或在網絡上都會發現逐漸有許多關於去留問題的討論。我身邊的朋友都走得很快，有些真的決定了帶小朋友離開。但我自己未想到要離開的原因。要長久逗留在一個地方，除了必須有愛，亦要有所付出。要有你覺得可以努力的地方，我對其他地方並無這種歸屬感。」

「最近我收到一封信，是由監獄寄來的。」她說。最初大概誰都無法想像，將《幻愛》從電影寫成小說，是為無法入場看電影的人而寫。有還柙人士看完《幻愛》，受其感動，寫了一封信給她。然後她回信。寫作實在無法回應太多現實事件，但至少可以回一封信，「我覺得這件事都很重要，是很細微但也是連結這個地方的方法，在這裡種下一些新的希望。」

「寫完《幻愛》，讓我更喜歡屯門。這件事令我明白到，其實自己更願意在這個地方好好生活，將一些好的事情留下來。」蔣曉薇說，「始終這裡都是屋企，再差都是一個屋企。」

故事之中，她們曾經離開這個城市，流亡尋鯨，然後回來了。人在邊緣，就留在危城的邊緣，在斷崖灌溉，「如果你愛一個地方，你總會找到一些東西。」

「你始終都會想在自己的崗位盡力，想留下一些真實的聲音、善良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