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岑】從愛鳥說起一位小說家的現實關懷

書評 | by  彭依仁 | 2020-08-26

美國當代小說家法蘭岑近一兩年出版文集《地球盡頭的盡頭》,引來不少讀者熱議。有讀者就書中文章展現對全球暖化的關懷,以為作者會重點剖析美國及其他大國為何仍未就減低碳排放量達成共議而大張撻伐,但作者卻孜孜不單地談鳥類保育,而有被糊弄的感覺。大眾所認識的法蘭岑就是以《修正》、《自由》等小說挑戰後現代個人化小說,並以散文〈偶爾做夢〉(Perchance to dream,後改名為〈自尋煩惱﹖〉)及〈如何獨處〉詰問反恐戰以後美國社會高度個人化,以及小說家採用高度個人化題材及後現代表達手法而與廣大讀者群漸行漸遠的現象,主張小說家應該回歸傳統小說抒寫人性、關懷社會的路線。的確,在自由派、後現代思潮大行其道的十多年間,這種主張看來像一種保守派的餘音,儘管法蘭岑不會承認自己屬於保守派或進步派的任何陣營。


或許有人會問﹕這與關愛鳥類又有甚麼關係呢﹖我們或許可以這樣回答﹕傳統小說家關注現實社會中切實的個人,而愛鳥人關注因有可能慘遭人類毒手的鳥類。可是倡議環境保育,防止氣候暖化不就是防止動物棲地減少、瀕危物種滅絕,或防止海濱族群居所被洪災破壞嗎﹖就鳥類保育而言,環保團體日夜大聲疾呼的籲求,儘管會牴觸經濟大國的利益,卻鮮能發揮鳥類保育的作用,這些口號反而令我們忽略了謀殺鳥類的真正兇手,乃過量獵殺、大型基建等看似無關的活動,可是美國鳥類保育團體奧杜邦學會,仍聲稱「氣候變遷」才是鳥類數目減少的主兇。


表面上看,「氣候變遷」本身即是純粹的環境問題,但因為涉及能源生產及消費問題而政治化。多年前,英國社會學家紀登斯出版一本名為《氣候變遷政治學》的著作,原意是給英國任何一個執政黨提供執行綠色新政(Green Deal)的具體指南。近年來,「氣候變遷」問題因為特朗普對京都議定書的強硬態度和環保少女的惹火發言而變成茶餘飯後的話題,這足夠讓環保議題變得足夠「花生化」,卻並沒有觸及到問題的深處。動物保育團體的文宣也被這種環境政治態度感染,變得引喻失義。例如法蘭岑在書中文章〈救你所愛〉裡批評奧杜邦學會採用曾因為DDT污染致使蛋殼變薄而瀕危的白頭海鵰作為呼籲防止氣候變遷的主角,在美國立例停用DDT以後,事實上已不再成為瀕危物種。


接下來就是何謂「愛鳥」或「愛動物」的問題了。〈救你所愛〉起碼說明了一個核心問題﹕如果你真心愛鳥類,你會願意繼續被「氣候變遷」一類的大論述來麻醉自己,抑或探究人類殺害鳥類的行為。法蘭岑引用哲學家戴爾‧詹米森著作《黑暗時代的邏輯思考》,正想說明像美國這樣的大國在全球氣候變遷這麼巨大的問題面前,依然遲遲未肯有所反應的原因,不是沒有人看出問題的嚴重性,而恰恰是因為民主體制要求決策者必須向人民交代,必須從多層次考慮問題,而人們的腦袋傾向於解決即時的問題,氣候變遷卻關乎幾十年後的未來。氣候問題過於龐大,我們無法幻想藉減少零點零零零幾百分比碳排放量就能解決問題。也許我們還是應該回到自己關注的現實問題上,或者從改善自己地方的生態條件做起。


而鳥類的生存恰好就法蘭岑最關懷的現實問題。法蘭岑自詡為愛鳥人,他再三力陳的的老掉牙道理是,當你深愛一個人的時候,你會切實地關心甚麼才是對他好,甚麼會毀了他,而愛鳥或愛動物亦應基於同樣原理。很多人整天到晚談論氣候變遷,卻鮮少關注地區生態保育,就像指摘所有人都犯了罪,結果誰也不用為犯罪而負責一樣,這是何等的虛偽!


但另一個問題就來了﹕在林林總總的環保議題中,為何要強調「愛護」鳥類呢﹖


古代雅典喜劇作家阿里斯托芬的喜劇《鳥》,講述兩個厭惡城邦政治的人,希冀在天空中建立一個鳥類的烏托邦,兩位主角與劇中的鳥王戴勝鳥一樣充滿了愛慾,這是否意味著人類自古認為鳥類與愛慾有莫大的關係呢﹖像鳥一樣自由自在的天際翱翔,不受囿限於天然或人工的邊界,這亦切合了人類渴望超越政治紛爭,來去自如的夢想。稍有自然保育常識的人都知道,鳥類和蜜蜂一樣,為植物傳播種子繁殖後代。與其他溫血動物相比,鳥類在演化上其實佔有很大的優勢,就是牠們會飛,可以逃避陸上掠食者。而且很多我們熟悉的鳥類如烏鴉、鶇鳥等,在遷移到世界不同角落時,身體會演化出殊異於異地近親的細微差別。最為我們熟知的例子就是麻雀,香港的麻雀,跟歐洲或北美的麻雀在外貌上也不盡相同。各種鳥類的細微差別,連同牠們獨特的鳴聲,構成一幅富於異國情調的圖畫,在歐洲或北美這些把鳥類濫殺的地區,如此情景比不上在植被豐富的熱帶國家。


所以我們可以理解法蘭岑為何那麼著迷於乘著飛機到處觀鳥了,因為觀賞鳥類就是一種令人驚異的審美體驗。而在低度發達的南方世界,例如擁有熱帶雨林的中美洲國家,觀鳥人不單能驚嘆於鳥類物種的多樣性,也能發現鳥類保育與社區的密切關係,例如哥斯達黎加的「瓜納卡斯提保育區」(Area de Conservacion Guanacaste, ACG),那裡恰好是整個社區都本著人鳥共生的原則來保育鳥類,成為作者擊節讚賞的本土保育實例。我們也許會想到,支持這些這些地方保育社區,會否比因為一個概念(如氣候變遷)而去支持一些國際組織更在地呢﹖


很可惜的是,與熱帶地區相比,在號稱發達地區的歐洲,更多人渴望能夠不受法律限制,拿著槍枝到處獵殺鳥類,這在歐洲邊緣那些法例不完善的國家尤其嚴重。使用槍枝是一種美國憲法賦予的公民自衛權利,但美國政府在多年以前已立例禁止獵殺鳥類,然而在歐洲和北非禁獵法例監管不嚴的國家,仍有很多危害鳥類生存的獵人,他們更因為傳統習俗(如埃及)或使用槍枝的自由(如阿爾巴尼亞)而獵殺鳥類。法蘭岑在〈咒你一輩子倒大楣〉所講述的阿爾巴尼亞例子尤其值得深思,當地的本土獵人大多夢想著共黨領袖霍查執政時只有少數特權份子才有的權利,但霍查和被賦予特權者只有在限定時間才進入獵鳥區,而在共黨倒台以後,大部份平民男子都羨慕鄰國意大利的獵鳥者,意大利的獵鳥者亦發現阿爾巴尼亞是個讓他們自由獵殺鳥類的天堂,於是每年春季,這塊季候鳥由非洲返回歐洲的必經之地,就變成了牠們大部份成員的葬身之地。


作為愛鳥人,作為小說家,作為書評人或評論家,或者作為一位關注人類在虛擬資本主義運作未來命運的專題作家,為法蘭岑現在這本文集寫一篇書評,似乎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法蘭岑並不是那種懷著特殊寫作策略營構作品的作家,他的品味或許與其個性一樣老套、不討好大眾,也毫不閃亮。從另一方面看,如果這世道就是靠手機、網絡,或社交平台來維持的話,他從散文中恰好設法鼓吹一種反潮流、遺世獨立的人格。


多年以前,他在文集《如何獨處》裡,對比了兩種對電子媒體的看法,一種是尼葛洛龐蒂的觀點,他認為電腦網絡會取代其他媒體,另一種是伯克茲的觀點,他認為小說閱讀能夠解決電子媒體帶來之惡果。後者可說頗為符合法蘭岑選擇成為小說家的畢生信念,在《地球盡頭的盡頭》裡,讀者也能在作者討論科技懷疑論者雪莉.特克新作《重新與人對話》的書評〈高速運轉的資本主義〉中找到類似的想法。


如果電子媒體就是殺死人際連結的兇手,那傳統小說希冀重現的現實世界、寫實小說家希冀藉著小說與小說讀者建立的文字共和國,能否挽救人類透過交往建立的一切關係?如果我們視文字和紙頁為傳播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階段,那法蘭岑所信賴和倚重的文字創作最終也不會長久,但人類共同體總得延續下去,這也是為何我們會認為媒體理論家尼爾.波茲曼在著作《科技壟斷》裡提出了更激進、更有穿透力的觀點:波茲曼甚至質疑人類科技史上出現的所有媒體,包括文字書寫。法蘭岑更像一個結結巴巴的人,他總想提醒讀者一些事情,但他又是如此的離群索居,像阿里斯托芬喜劇中那兩個想遠離人類政治,親近鳥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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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依仁

詩人、評論人,著有詩集《灰鴿自由行》、書評集《日光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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