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ubhouse這款新興社交媒體在短短兩星期內席捲香港,人人奔走相告,本地主流媒體也爭相訪問早期用戶、推出報道。不少新用戶紛紛驚嘆這家新會所的超強附著力,登記後整天遊走於不同「房間」之間不能自拔;尚未登記的人有的趕忙索取邀請碼,甚至有朋友為此下定決心買iPhone(程式暫時只有iOS版),另一方面有人多番提醒應用程式的安全隱患,當然也少不免有人直接質疑趕潮流者。
但這一切都無阻熱潮蔓延。它的迷人之處或許在於「語音房間」這個媒介的可塑性:它有時是大型派對現場,眾多陌生人無定向亂聊;有時是三數好友圍爐的小部屋,適合跟認識的人談行業動態,或是和朋友分享感情煩惱,也可以讓聽眾參與分享;有時是私密回音房,我曾在上面一個人讀小說,人們來來去去,有緣便留下來;有時是「爆洩房」,幾百人同時大叫或者扮比卡超;有時甚至是音樂廳,美國就曾有人組織演出完整版的《獅子王》音樂劇。這就解釋了Clubhouse之於我的魔力所在:作為安於長時間獨處、面對陌生人容易緊張的內向者,當我進出於各個不同群體、主題的房間,感覺其實就像在咖啡室或茶餐廳偷聽鄰桌的人聊天,也就是得以沒有社交壓力地觸碰陌生人的生活以至世界,於是便在它陪伴下度過了一些有趣又愜意的時光。
Clubhouse 於 2020年4月發布,初時主要在美國科技與初創圈子流行,至今年一月底因Elon Musk受邀當嘉賓而全球爆紅,用戶數最近突破了二百萬。在全球進入疫病時代第二年的當下,Clubhouse的出現可謂非常及時,它既擊中了持續的封城與限聚措施下人類連結的渴望,也在全球經濟低迷的境況中提供壓力出口,由是各種放負和鳩叫的房間應運而生。另一個它誕生的大背景,是世界性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右翼民粹主義復興。從歐洲近十年的難民危機與隨之而來的種族矛盾、法國的查理周刊事件、美國爆發的 Black Lives Matter 運動與它揭示的結構性歧視問題,再到香港去年發生的光榮冰室爭議,世界各地的族群對立顯然正持續加劇。網絡世界看似無疆界,但科技資本主義奉利潤為圭臬,各大巨頭為求增加對廣告商的吸引力,致力於強化產品黏性與每日活躍用戶(DAU)數據,以致今天數十億的互聯網用戶無不活在自由的表象與演算法的透明牢籠中,人們各自看見的現實皆經過精密計算,其結果就是一個個黏附度高的「同溫層」——族群內部的同質性被強化,與此同時異質的他者則被隱滅、被消音。主流社交媒體還通過數字建立另一重壁壘:追蹤人數與讚好數決定了用戶的階級,也決定了誰有資格言說,誰的說話值得被聽見,吸引眼球的反面就是盡一切努力將他人擠到無光的角落。就連直播的實時互動也很大程度是單向的傾倒,鏡頭前的一方負責表達,鏡頭後的無數無臉者只能以簡短字句或表情符號傳遞情緒,終究不可能成就有意義的交流。所謂的網絡酸民,實際上有多少是這個權力結構生產的失語者?
Clubhouse 在影像主導的社交媒體生態中,以聲音殺出血路。實時表意的人聲——以及其中的語氣、抑揚、口音、口誤、停頓、猶豫——為網絡溝通帶來質性的改變,即使是在最敏感的政治話題房如「想了解一下天安門」、「新疆有個集中營?」,都能大致維持理性且真誠的溝通。我從朋友處聽說一些房間充斥著異口同聲感謝國家感謝黨的小粉紅,我自己錯過了這盛況,但聆聽時也遇過立場較保守的人,講話時有人插嘴表示「聽不下去」,後者卻被要求尊重發言者的權利,應該先讓人完整表述再批評,這種尊重與聆聽的意願一直少見於臉書或YouTube的世界。我們早已習慣留言串充斥著激烈言辭與惡質評語,小矛盾無限放大,罵戰一觸即發,到頭來除了一地子彈殻,什麼都沒有留下;而在Clubhouse,我們學著表達己見的同時,更多的時候其實是在學習聆聽,這或許也是嚴重割裂的政治情勢下最重要的功課。
這些同處一個房間的異質者來自世界各地、牆內牆外、各行各業,各自懷抱著相異的知識體系與思考方式,恰似巴塔耶所說的「無共通性者的共通體」,或是杜哈絲作品《死亡之病》(1982)中的同性戀男子與(非)妓女。在故事中,愛無能的男人想要「睡在平潮如海的性器上,睡在您不認識的那個地方... 在那裡哭,在那個世界之源的地方哭」,於是與女人交易,付錢讓她與他在一個房間內共度時光,讓他嘗試去愛。這樣的共通體必然是暫時的,交易總有結束之時,女人終將離開房間,共通體將隨即崩塌。在Clubhouse的設計中,房間從開啟一刻就注定必將關閉,由是造就了無數相聚一刻、迸發光芒隨又迅速消散的群落,而且這些群落在散失後幾乎不可能整全地重組,一如布朗肖在〈戀人的共通體〉(1983)論及《死亡之病》時所言,這是「永遠暫時的、總是已然遭荒棄的共通體」,它的特徵之一就是「當共通體自我消解時,便會產生它從不可能存在的印象,縱然它確實曾存在」。容許政治歧見共存的房間乍現於後2019的時空,當然是跡近不可能的,卻正正體現了一種「爆炸性的共通」。
布朗肖在篇章開端將法國的六八學運喻為一場沒有目標,不經召喚,摒除階級、年齡、性別和文化的區分,「突如其來的歡樂聚會」。「它甚至不是一個推翻舊世界的問題:關鍵是讓一種可能性顯示自己,通過使所有人鼓舞的言論自由,一種在博愛當中恢復一切平等權利的「共在」的可能性,是超越一切實用主義的。每個人都有東西要說要寫(在牆上),而具體的內容並不重要。訴說本身比說了什麼更為重要。」——這一整段剛好準確地描述了Clubhouse最有意思的房間。除了訴說與傾聽本身,並無更實際、更功利的目的,但正是這樣一種不可思議的「天真的在場」,意外地打破了長久以來區隔「我們」與「他們」的銅牆鐵壁,粉碎了虛假的敵我分野、一種高度同質化的敵方想像。在此,我們一方面聽到牆內的人對香港抗爭者的認同、難以行動的無奈,以及在國安現身於平台的疑竇下仍然盡力握緊這點微小且稍縱即逝的自由;而另一方面,即便是政見相左的人,也無可避免地聽到令人震動的證詞(尤其在新疆議題房間),這些背離他世界觀的言語,作用難以預測。實時發表的言論無法屏蔽,Clubhouse的設計致使政權難以分析、控制這種在場,而過去被割裂、互相敵視的人民開始重新共在,於政權而言是極危險的發展,無怪乎中共在Clubhouse開始流行的短短幾天內即將其緊急封鎖。
讀者也許認為我試圖將Clubhouse描繪成一片應許之地,頗有誇大之嫌。確實,一個鼓勵使用實名的平台不可能輕易消弭階級的作用,明星固然易引人入房,追蹤者眾的用戶可以增加房間的曝光率與人流,而村上隆、艾未未等大神級用家受到的禮遇(朋友形容:個個艾老師前、艾老師後),也在在反映追星、拜神的現象同樣存在於Clubhouse。另一邊廂,美國在二月初發生了「David Markovich事件」 ,一個白人男子開了一個「歡迎中國和日本」的房間,卻在其中無禮地打斷華裔講者發言並出言侮辱,大量美藉亞裔與少數族裔用家立時另起爐灶、群起攻之,終於導致其帳號被短暫停用。大概有人的地方自然會產生權力關係,爭端也是難以規避,但我仍然主張Clubhouse有著蘊釀叛變的危險潛能——如同布朗肖說的「戀人共通體」,一旦偶發的共通體在兩人之間成形,一座戰爭機器便成立,即便可能性微乎其微,它仍是一種威脅毀滅一切的災難性可能。
所以,就讓我們藉此機會練習傾聽與訴說,奮力脫出同溫層,開始習慣與那些陌異的他者交通、連結,互相支取力量,壯大隊伍,讓更多人相信革命的可能——也許唯其如此,我們才能得見希望的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