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眼，是十二年。李智良終於要出版他稱之為「第 2.5 本書」的《渡日若渡海》。《渡日若渡海》裡，敘事者像散步一樣走過城市的每天，每個片段積疊成遭遇他人的短促經驗；李智良試著問這樣一個問題：關於那些沉默的他者，該如何寫？ (閱讀更多)

車門或車身玻璃所分隔開的空間，猶如一個人看不清愛欲的全相，正好與劇情相呼應。 (閱讀更多)

總之要填補心虛，對自己說我在北京住了超過二十年了，該可以合格領取書寫北京的入門證了。 (閱讀更多)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彭麗君在新書《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裡說：「傘運可能是幼稚，但不等於今天香港的選擇只有勝或敗，攬炒或投降，而再沒有討論、靜候和共生共榮。」作為學者，彭麗君希望傘運不只得一種說法，而是有其潛在的能量。這些能量，或許能在六年後的今日，為我們帶來啟發。 (閱讀更多)

鄧小巧解釋，「一個人跌倒很無助，但假若有朋友在旁取笑，反而化解了尷尬。有人見證、肯定你的痛，大概就是同行的意思。」可惜這是個「blame the victim」的時代，我們每個人遭受的心靈壓迫只有越來越多，麥曦茵卻強調同行是一個念：「就如兩個人去看鬼片，如果旁邊的人比你害怕，你反而會堅強起來。很多時候我們都是『泥菩薩過江』，每個人都面對苦痛，分別在於痛苦的重量，若未至於承受不了，都會幫助比自己痛苦的人。如果人要共生共存，同行就是義務和責任。」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