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眼,是十二年。李智良終於要出版他稱之為「第 2.5 本書」的《渡日若渡海》。《渡日若渡海》裡,敘事者像散步一樣走過城市的每天,每個片段積疊成遭遇他人的短促經驗;李智良試著問這樣一個問題:關於那些沉默的他者,該如何寫? (閱讀更多)
總之要填補心虛,對自己說我在北京住了超過二十年了,該可以合格領取書寫北京的入門證了。 (閱讀更多)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彭麗君在新書《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裡說:「傘運可能是幼稚,但不等於今天香港的選擇只有勝或敗,攬炒或投降,而再沒有討論、靜候和共生共榮。」作為學者,彭麗君希望傘運不只得一種說法,而是有其潛在的能量。這些能量,或許能在六年後的今日,為我們帶來啟發。 (閱讀更多)
鄧小巧解釋,「一個人跌倒很無助,但假若有朋友在旁取笑,反而化解了尷尬。有人見證、肯定你的痛,大概就是同行的意思。」可惜這是個「blame the victim」的時代,我們每個人遭受的心靈壓迫只有越來越多,麥曦茵卻強調同行是一個念:「就如兩個人去看鬼片,如果旁邊的人比你害怕,你反而會堅強起來。很多時候我們都是『泥菩薩過江』,每個人都面對苦痛,分別在於痛苦的重量,若未至於承受不了,都會幫助比自己痛苦的人。如果人要共生共存,同行就是義務和責任。」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