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間，卡繆著作的台灣譯本再版、重譯紛現，或者亦反映了這個政治動盪的「極端年代」。彭礪青認為，一般論者討論卡繆著作的思想軌跡時，會談到荒謬和反抗，但同時卡繆畢生也在思考殺人和被殺背後的合理性，探討透過謀殺實現革命正義的矛盾。卡繆並沒有提供一套教條，他看重的是每個人在這些困境中如何取捨。也許最後陪伴你的只是絞刑架，眾人都嘲笑你，你的革命正義、你的大愛也只能由上帝或者你自己來欣賞，明明希望懸民於水火但這些「民」卻無法明白，歷史也沒有因此而改變。真正的正義必然是矛盾而孤獨的，革命也是矛盾而孤獨的。 (閱讀更多)

《大疫年代十日談》啟發自距今七百多年前的意大利故事集《十日談》，找來近三十名作家書寫疫情下的故事，沐羽這篇書評，覺得小說合集所換取的，是在這個年代裡，讓閱讀故事這種娛樂能夠在其中透一線光，領我們進入文學最核心的意義。 (閱讀更多)

律銘讀蘇苑姍的新書，起初沒怎樣，愈讀到後來愈扎心，書中有些句子亦特別觸動到他。以為書名的「一個人可以活下去」，會是另一本正能量心靈雞湯，然而卻非如此，書名起得很好，也很差，但生命和文字，本就充滿著不同可能。 (閱讀更多)

述說大時代下的血淚不難，述說大時代的「難以述說性」才是困難。江俊豪形容，蘇苑姍的《一個可以活下去的世界，是可能的》卻是以直面的、自傳性的疾病書寫，把時代、疾病、「時代」的「疾病」中那「難以述說性」展開。即使當中因身體的艱難而難以建構一個完整的故事，誠如作者自述，只能以零碎的文字去憶述，因為「身體的痛，只能一個人去經歷。」 (閱讀更多)

由陳煒舜（主筆）和方頴聰（蒐集材料及審核文稿）所著的《女仔館興衰：香港拔萃書室的史前史（1860-1869）》，最近引起文化界廣泛的關注。到底「女仔館」（Female Diocesan School）是一所怎樣的女校？而1860年至1869年間，香港女性接受教育有何困境？在華洋社會文化衝突中，「女仔館」又何努力推動本地女子教育之發展？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