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Amour, 2012）面世後，奧地利大導演米高漢尼卡（Michael Haneke）沉寂數年，直到康城影展70週年，才推出《快樂終結》（Happy End, 2017），當中女孩毒害母親的情節是由流產的項目Flashmob移植過來，令不少影迷引頸期盼。可惜成品像是以鬧劇、社交媒體和難民為亮點的舊酒新瓶，而且劇作有點鬆散，這不像是以嚴謹見稱的漢尼卡犯的錯誤，再者劇力好像隨著艾曼妞麗華（Emmanuelle Riva）「告別」後減弱了，但他仍然相當緊貼時代脈搏，本片還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 (閱讀更多)

雲南搭建四萬平方米屋頂跑酷Spectacle，踩在仿真京城老爺子頭上亂蹦亂跳，順手挾帶破風單車，姜文團伙如其公司名字，玩得「不亦樂乎」。光天化日不鬼鬼祟祟可以，但電影開首已揭底牌的滅門一場，驚嚇如陳凱歌把徐皓峰《道士下山》拍得旁門左道邪里妖氣，叫作者筆下師父顧劍霜的太行派掌門如何收科？ (閱讀更多)

戰後粵語片有不少寫實主義的作品，其中最有名的一部，首推1953年李鐵導演的《危樓春曉》。即使未看過這部電影的人，相信都會聽過片中的金句：「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強調草根階層互助友愛，背後正好體現了那一代電影人「文以載道」的苦心。 (閱讀更多)

該怎樣說她的美，才夠貼切？譬如說「優雅」吧？說法似乎有些俗套。我多年來分辨歐陸和荷里活經典女星的方式：歐陸（尤其法國）是文青女神的搖籃，荷里活則製造令人明知虛幻的浪漫情懷。 (閱讀更多)

有時，作品的「主題」會誤導讀者，令讀者急於尋找和援引該主題在其他作品裡呈現的歷史脈絡，造成脈絡的誤用。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即為一例……《小偷家族》並沒有特別關注一般意義下的現代家庭，觀眾毋須按小津以降日本電影中家庭主題的系譜和脈絡來評斷它。當評論的話語過於集中在家庭主題的時候，觀眾倒應該先回到作品的敘事形式，尋找思想的缺口。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