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度年華．四六】楊絳：反右風潮，真假緘默

1957年，楊绛，46歲。

充滿欺騙與撕裂的1957，是中國現代史上無法淡化的年份。從「大鳴大放」到「反右運動」，這一年中共政策變化之劇，令知識分子們陷入了兩難選擇——發聲，抑或沉默。作為時下重要學者，楊絳與錢鍾書夫婦雖然倖免於難，但也無法免於風波。

年初，「大鳴大放」運動開始，中共邀請了全國範圍黨外人士、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提出建議與批評，美其名曰「一同想辦法，整頓黨內風氣」，而這不過是毛澤東的一場陰謀（而他自己更坦白說是「陽謀」）——引導知識分子講真話之後，再將這些對政權產生威脅的人物一一打成右派、送入牢獄，使之無法發聲。

錢鍾書之父錢基博，就是反右運動的被害者之一。「大鳴大放」期間，秉持知識分子良心的錢基博因聽信政策，於病榻上作《萬言書》，向湖北省委領導闡述想法又提出建議。不久之後「反右」開始，錢基博又被打成右派，因此病症加劇、抑鬱而終。

然而受災的不僅是父親。當時錢、楊不少文學好友，如馮雪峰、周勃，家人如錢孫卿、許景淵、錢鍾毅，都被劃為右派，但兩人處境卻相對安全，這在後世也引起不少非議。後來楊絳對此作出解釋：「錢鍾書和我都『脫離政治』，歷次運動都不積極。」據吳宓之女吳學昭回憶，兩人對於社會政治的態度十分清醒，不論公眾私下，談話都不碰政治；即使是學術討論，一旦有所牽涉，也會「三緘其口，絕不發言」。在動蕩時代，他們選擇沉默。可又有多少人能在風浪中擁有沉默的權利呢？對此，夏志清曾評說道：「在大陸，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無福享受到『沉默的自由』，錢自稱多少享受『沉默的自由』，我想情形並不這樣簡單。很可能上面有人包庇他，不讓當代第一博學鴻儒捲入無謂的鬥爭之中。」

後來楊絳撰寫《我們仨》，回顧過這段「艱難」歲月：「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學術論文在刊物上發表，並未引起注意。鍾書一九五六年底完成的《宋詩選注》，一九五八年出版。反右之后又來了個『雙反』，隨后我們所內掀起了『拔白旗』運動。鍾書的《宋詩選注》和我的論文都是白旗。」拔白旗，拔的是版物中的「資產階級學術觀點」。

儘管錢、楊在「反右」中安全著陸，但次年，錢的《宋詩選註》與楊的《論菲爾丁（H.Fielding）關於小說的理論與實踐》都被拿來批判。「只苦了我這面不成模樣的小白旗，給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決心，再也不寫文章，從此遁入翻譯。鍾書笑我『借屍還魂』，我不過想藉此『遁身』而已。」自詡小白旗的楊絳，論文發表後又經歷了數次刪改，只為滿足政策上「一條紅線貫通全文」的要求，想必內心也十分無奈。

有趣的是，晚年堅持自稱為楊絳初戀情人的學者費孝通，早於1957年初發表過一篇《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對百家爭鳴的方針不明白的人當然還有，怕是個圈套，搜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個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明哲保身』、『不吃眼前虧』的思想還沒有全消的知識分子，想到了不鳴無妨，鳴了吃不定自討麻煩，結果是何必開口。」從中也可看出楊絳、錢鍾書等明哲保身派知識分子的夾縫處境，以及「他們難以把握自身命運所必然產生的複雜的思慮」（洪子誠語）。

所幸1957年尾，楊絳收到了一個艱巨而有意義的任務——翻譯《堂吉訶德》，自此潛心鑽研西班牙語。雖然翻譯的過程緩慢，版本不斷推翻重來，但這也令她得以投入鮮有紛擾的遁身之所。

1957年，楊绛，46歲，距離《堂吉訶德》中譯本出版，尚有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