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什麼自我審查？梁文道要求順豐回應

梁文道日前在蘋果日報專欄「普通讀者」中撰文述及，他自台灣寄書回港，受到順豐快遞審查而有三本書遞送不果。此事馬上引起關注，令人憂慮香港的物流及出版業是否存在不知名的審查而自由受限。

順豐寄書的審查其實不算是新鮮事，梁文道笑稱，文章刊出後收到不少學術界愛書人的友儕回應，說以往通過順豐寄書有時就少了幾本，莫名如進黑洞，今次梁文道寄書不成，「至少得個知字，有進步（笑）」，大家交換不少案例。問題是，「寄書回大陸受審查就慣了，但原來連自台灣寄書回香港，或由香港寄書到台灣，順豐都會作審查，那就稀奇了。」梁文道緩緩道。「我也希望順豐能夠回答：到底他們依什麼邏輯審查寄入寄出兩岸三地的書籍？」

順豐根據什麼審查書籍？

知識份子、文學人愛書人，有時寄書只為互相交流、「敬請指教」的禮數，寄的可能是自己的學術研究著作，但也會被攔下。梁文道猜測，是不是逢見『中國』二字，順豐就覺得很危險呢？「有人說他的唐朝研究都寄不了，不知是否因為書研究的是『民間宗教』，『民間宗教』很危險呀！」梁文道大笑。

事件令順豐審查行為被攤展到日光下，有經驗說台灣講佔中的書籍，由順豐寄香港就寄不到。「順豐看來是很嚴謹地執行『一國政策』的。」問題是，「這整個審查的過程如何進行？順豐自己怎麼看？是有一張清單來判斷？是靠給前線人員的訓練，讓他們判斷？還是另有系統？」

梁文道表示，以他的經驗判斷，審查書籍的清單並不存在，「因為每個月都會變」；即使中宣部有清單，也不會給出，因為一提供就有洩漏的危險。因此，他判斷這是順豐的自我審查。「而自我審查永遠都比官方審查更嚴。」是次他被拒絕送遞的書籍中，《大辯論》本早有大陸版，更顯出事情的荒謬。

自我審查，高度緊張的時代

梁文道表示理解順豐是做全國性的大生意，「一旦出事很麻煩」，所以寧可「從嚴」，不寄，不接這樁生意，更省投訴。他同時表示同情前線的速遞哥哥所面對的壓力。「很容易理解事情是怎麼發生的：上面的人對言論和書籍緊張了，下面的人更緊張，一層層的緊張加碼下去，最前線的人最緊張。」梁文道說，我們正在見證，以前高度緊張時代的國家狀況，如文革期間的高壓，是次已露端倪。「這是一個權力運作的毛細管部分。權力系統運作的最末端，也就最大壓力。」

關於書籍審查，梁文道推薦Robert Darnton所著的《Censors at Work: How States Shaped Literature》，看看國家如何透過審查來形塑一國的文學。「至於談審查的中文書，好像不多，像楊奎松的《忍不住的關懷:1949年前後的書生與政治》，不是主要談審查，但談到當時愛國的知識份子如何想愛國但跟不上國家的腳步。」

梁文道說，是次事件很適合給平時已經不信任一國兩制的人進行閱讀，也可以考查中資機構的影響。而梁文道向台灣酒店職員表示，香港不在中國書籍流通的管制系統中，對方已經不大相信。換言之，香港也已經不知不覺被置入「一國」之中，不再被外界相信有例外的自由，香港的自由傳統正在被消滅——不單來自政權的手段，更來自一家財富超越李嘉誠的速遞集團之自我審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