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魯亞克的名作《在路上》,使他成為垮掉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的「國王」(雖然他自己不是很喜歡這個稱謂),與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威廉.柏洛茲(William Burroughs)等,影響了數代文藝青年。他們挑戰美國知識階層裡的權威和主流文化,成為美國史上第一個亞文化,實踐各種極端的生活方式,性交與安非他命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這一切都與死亡如此接近。
談起這年,不會不提五四運動;提起五四運動,大家卻未必會想起梁啟超。1918年12月,梁啟超以中國代表團會外顧問及記者的身份,率領六人團隊赴歐。1919年3月中旬,他致電回國,揭發段祺瑞政府與日本私訂出讓山東主權的密約。「請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萬勿署名,以示決心。」,由此激起全國不滿,觸發北京大學學生示威。可以說,身在巴黎的梁啟超,有份間接促成五四運動。
在捷克布拉格之春運動爆發後的七年裡,昆德拉的日子過得並不如意。1968年昆德拉作為這次運動的改革重要人物之一,當持續半年的運動宣告失敗後,他的教授職務被剝奪,自由化改革也在面對蘇聯的50萬軍隊下無疾而終。面對極權政府的管治,昆德拉的教學與創作生涯都被嚴密管制。那是捷克歷史上壓抑的一頁,後來昆德拉的《笑忘書》、《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等作品,都會回歸這段歷史,向世人揭露政治的黑暗面。
四月四日,左拉剛過46歲生日的第二天,他收到來自幼時好友畫家保羅.塞尚(Paul Cezanne)的一封短信【……】這封充滿祝福與柔情的信件,沒想到,卻是塞尚給左拉的「分手信」。一段超過三十年的友誼,在這刻劃下句點。
充滿欺騙與撕裂的1957,是中國現代史上無法淡化的年份。從「大鳴大放」到「反右運動」,這一年中共政策變化之劇,令知識分子們陷入了兩難選擇——發聲,抑或沉默。作為時下重要學者,楊絳與錢鍾書夫婦雖然倖免於難,但也無法免於風波。
說胡適是一個力求低調的人,相信會引起不少人爭議--發表《文學改良芻議》而觸發新文學運動;多次與梁啟超、李大釗等知識分子論戰;出任過駐美大使,被提名諾貝爾獎,還差點在蔣介石的協調下,成為國民政府遷台後的首位中華民國總統。在其張揚注目的事跡背後,專心學術,才是他最大的心願。1917年成為北大教授時,他已經拋下豪語:「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 1937年,正是他「二十年不談政治」定位的終點。
「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魯迅在文中如是紀念章太炎,認為他的留在革命史上的業績比學術還更大,「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範。」這位錢玄同、陳寅恪、魯迅的導師,教書治學當然不在話下,而其敢怒敢言、針砭時弊的「狂氣」反而讓人印象更深。標桿性事件,就是章太炎與袁世凱極權之間的角力。
國共戰爭紛擾,聶華苓於1949年來台避亂,隨後經引介進入剛創刊不久的《自由中國》,擔任編輯委員與文藝欄主編。這份承載著台灣民主進程的傳奇刊物,創辦時得到蔣政府的支持,但因其堅持主張自由主義思想,並從50年代開始發表社論、指出台灣社會專政極權等諸多問題,逐漸受到當權者的打壓……
1928年,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46歲。這年的吳爾芙並不憂鬱。不悲傷,不追悔,亦不痛恨。事實上,一般對於吳爾芙的認知在這年幾乎都並不適用,她在此年出版了長篇小說《奧蘭朵》(Orlando : A Biography),被公認為吳爾芙一生寫得最易懂的小說,也是她處於好心情時寫下來的難得之作。
對於絕大多數的日本人來說,1995 年絕對是滿載痛苦的一年——1月17日,關西發生神戶大地震;到了3月20日早上,五名奧姆真理教的教徒,各自在東京地鐵五條行車線上的列車施放沙林毒氣。事件共導致13人死亡,超過6,300人受傷。那年的村上春樹,還在埋首長篇《發條鳥年代記》的最後撰寫工作。12月,他決定走訪沙林毒氣事件的受害者家庭。歷經一年時間,採訪了62名受害者,就在事件的兩周年之際,他出版《地下鐵事件》;一年後,他再發表《約束的場所:地下鐵事件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