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度年華．四六】昆德拉：生活在他方，他方在法國

1975年，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46歲。

1968年，布拉格之春運動在捷克爆發，其後七年裡，昆德拉的日子過得並不如意——持續半年的運動宣告失敗後，昆德拉作為重要參與者，被剝去了教授職務；而面對蘇聯50萬人軍隊，捷克的自由化改革也無疾而終。極權政府管治之下，昆德拉的教學與創作生涯都被嚴密監控。那是捷克歷史上壓抑的一頁，後來寫《笑忘書》、《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等作品時，昆德拉都會回溯這段歷史，向世人揭露政治的黑暗面。

流亡，一個致命的決定

1973年，昆德拉發表了他的第二部長篇小說《生活在他方》，並憑藉這部作品獲得了法國最佳外國文學作品「梅迪奇獎」，此後他所有作品初版都是法文譯本、在法國發行。兩年後他遷至法國，以流亡作家的身份登上世界文壇，聲譽日隆。

有關昆德拉的生平與文本分析，相信大家都相當熟悉。文青必備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劈頭就引用的尼采「永劫回歸」讓人暈頭轉向，是文學愛好者們必須要踰過的哲學難關。這篇文章就不再做作品分析了，反而探討昆德拉的這次流亡經歷，以及捷克人對他的看法。

同時代的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瑪（Ivan Klíma）曾指出：對於作家而言，流放是一種致命的決定，因為你失去了和自己語言的聯繫，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和社會的聯繫。布拉格之春運動後，克里瑪的處境也與昆德拉相仿——在捷克失去教職，只好擔任送信人、救護員等職務；寫的作品也全被禁止，只能在地下流通。1990年，克里瑪在接受美國作家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訪問時提起了昆德拉：「只有少數捷克人對昆德拉的作品提出看法，唯一的理由很簡單：他的書已經超過20年未在捷克斯洛伐克發行了。」

那時，捷克人對於昆德拉的情感是複雜的。當他1975年流亡法國，數年後被剝奪了捷克國籍、又入法國國籍之後，捷克人對他持有一種奇異的情感：嫉妒，以及不甘。克里瑪說，批評家會指出昆德拉的描述就像一個具有文采的外國記者，在捷克待過幾天後寫出來的東西。然而，西方讀者之所以能接受他的描述，使他在世界文壇具有如此良好的聲譽，是因為昆德拉證實了他們的期待，他的作品強化了好孩子喜歡反覆聆聽的善惡童話。不過對於受極權政制壓抑的捷克人來說，昆德拉的逃亡是放棄與他們共同抗爭／受難，這已是難以饒恕的罪孽，尤其「在1968年以前，他一直是備受寵受與獎勵的共產政體之子」（克里瑪）。

中年，身心分離與身份危機

再後來昆德拉完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他回顧過往寫作生涯時說道：「某種東西被徹底地封上了——我再也不會返回當代捷克歷史這個主題了。」表面上他幾乎是一刀兩斷地向捷克作出了身份切割，但實際上創傷經歷卻讓昆德拉的文學作品無法擺脫母國——46歲的他肉身脫離，精神卻深植故土。昆德拉用創新的方法去回應這「無法逃離的處境」，嘗試向世界展現故土所蒙受的苦難，然而故土卻不再願意接納他了。《被背叛的遺囑》中展現了這樣的一種拉扯：

「昆德拉先生，你是共產主義者嗎？」
「不，我是小說家。」
「您是持不同政見者嗎？」
「不，我是小說家。」
「您是左翼還是右翼？」
「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我是小說家。」

這裡顯現的是對於身份認同的思考：昆德拉必須以一個超脫於意識形態紛爭的角色，來解決那種國族拉扯、流亡與重建記憶等無法輕易解決的問題。於是，他採用的方法是文學——唯有小說可以處理那些無法直接言說的苦難創傷。至於捷克人對於他的排斥，克里瑪反問一句：為甚麼每位作家非得成為鬥士不可？「鑒於半個世紀的苦難，捷克出現某種排外心理。現在的捷克人太執著於他們的苦難，這或許不難理解，算是一種再自然不過的變形，但讓我看來，這卻為昆德拉招致不公的詆毀，而他無疑是本世紀最偉大的捷克作家之一。」

這裡「捷克作家」一詞可堪玩味。昆德拉是捷克長大的作家，還是書寫捷克的作家？從流亡、被剝奪國籍、禁止出版，到後來自稱為「法國作家」，昆德拉面對的種種身份認同問題，都得從46歲這年開始講起。他無疑早慧，思路清晰，但作為一個世界文學的重要旗手，還是得從這場流亡開始計算。

1975年，米蘭昆德拉，46歲。距離《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出版，尚有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