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鵝出版時代的終結

（原文為Sky News網商業記者伊恩．金恩於2019年12月18日撰寫，譯者在翻譯原文的同時，亦對原文進行整理，並加插一些內容及個人看法。）

小時候，愛書的父親，往往把書櫃裡不少角落留給黑色封底的企鵝經典叢書，從中認識了不少作家的英語名字，從約翰．菲爾汀、伏爾泰、《項狄傳》作者勞倫斯．史特恩，到果戈理、屠格湼夫、卡夫卡和普雷斯特利等，間中會在書櫃中發現一兩本藍色書脊的鵜鶘叢書，但黑色的企鵝無疑最搶眼。揭開內頁，雖然已微微發黃，但感覺是捧著一本值得收藏的平裝書，令生長在小市民家庭的我，彷彿沾染了點文化氣息，從外邊的文化沙漠回到家裡，一打開父親的書櫃，就接觸到世界文學的領域。

到我長大後，才知道最古老版本的企鵝叢書是橙色封底的，封面設計是簡單的黑線圖案，我腦海中印象最深的是D.H.勞倫斯的小說《兒子的情人》或《羽蛇》，同一作者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則標誌了企鵝的黃金時代。企鵝叢書讓不少窮讀者認識英語文學及透過英譯本認識世界文學的瑰寶。在平民化的平裝書世界裡，企鵝叢書以可靠的翻譯，向英語讀者引介從古希臘羅馬經典到當代各國文史哲作品。

可惜，自九十年代起，企鵝叢書似乎沒佔那麼大的優勢，已長大成人的我發現有不少出版社同樣擁有很多價格相宜的平裝文學書籍，而企鵝叢書的售價則不斷攀升，偶有不錯的新英譯本但大多是舊譯本重印。另一邊廂，有學術背景的牛津經典叢書也和企鵝爭妍鬥麗，一米一黑，有時牛津出品較佳有時企鵝出品較好。但隨著出版業日趨商業化，這些往日視如珍寶的叢書，現在都變成量產貨，在書店清倉時節，變成割價促銷的垃圾。

走到廿一世紀，電子書和網上閱讀出現，實體書面臨更大挑戰。加上金融海嘯，令本來細水長流的出版業更雪上加霜，營銷策略的考量，開源節流的顧慮，讓這些小出版社更難生存。最近企鵝母公司培生集團(Pearson Plc.)將企鵝股份全面賣出更標誌這間最著名的出版集團的時代終結。

這間出版業集團在過去半個世紀一直控制企鵝股份，由於決定將其出版事實集中發展於教育出版事業上，最終決定將把它持有企鵝蘭登書屋的剩餘股份出售。企鵝蘭登書局是培生集團在六年前與德國媒體集團貝塔斯曼(Bertelsmann)合資經營的公司。

話說在2013年，培生集團和貝塔斯曼將各自旗下的企鵝及蘭登書屋進行合併，成立名為「企鵝蘭登書屋」的合資經營公司，當時培生集團原來持有企鵝蘭登書屋47%股份。值得一提的是，蘭登書屋一直是企鵝在市場上的競爭對手，蘭登書屋亦以出版經典作品及小說等為主。

到了2017年7月，培生集團將其生意股份22%，總值約10億美元，售予合資經營企鵝蘭登書屋的生意伙伴貝塔斯曼公司。

現在培生再將餘下25%股份，總值5億3000萬鎊，再次出售給貝塔斯曼公司。這宗交易意味著昔日所謂「五大」英語界出版商之中，沒有一間仍為英國公司經營。

麥美倫(Macmillian)的情況和企鵝蘭登書屋有點相似，20年前，德國媒體集團霍爾茨布林克公司(Holtzbrinck)早已把它買下。

另一間古老出版商，約翰‧默里(John Murray)出版公司，曾於十九世紀為不少小說家出版過作品，如簡‧奧斯汀和柯南‧道爾爵士，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也是它出版的。約翰‧默里後來被法國的阿歇特出版公司(Hachette)收購，阿歇特亦在2002年買下霍德‧海德蘭出版社(Hodder Headline Ltd.)。

哈帕柯林斯出版集團(HarperCollins)亦遭遇同樣命運，它曾為勃朗蒂姊妹與及H. G. 威爾斯出版其作品，現在它已被在美國上市的新聞媒體(News Corporation)買下，在過去30年間，新聞媒體旗下還擁有太陽報、時代雜誌及華爾街日報。

賽門與舒斯特公司，95年前成立於紐約，曾一度成為培生集團旗下公司，現已成為美國媒體大企業維亞康姆CBS公司(ViacomCBS)的一部份。

企鵝公司在英國出版業中擁有悠久傳統。它在1935年7月由艾倫‧萊恩與他兩個兄弟狄克和約翰成立。三兄弟在從事出版業的家庭中長大，其叔父約翰‧萊恩即為英國鮑利海出版社(Bodley Head)的創始人。而很反諷地，鮑利海出版社在過去32年間亦同樣被蘭登書屋收購。

企鵝出版公司的故事從生於布里斯托的艾倫爵士開始，當時他是英國鮑利海出版社(Bodley Head)一位年輕經理，他在阿嘉莎‧克里斯蒂位於南德文郡的家中消磨一個周末後，突然生出要成立企鵝出版公司的念頭。當時他在雅息特市的聖大衛火車站(Exeter St David’s Station，雅息特為德文郡治城市，聖大衛站為該市火車總站)等候回倫敦的列車時，正瀏覽火車站攤位看看有甚麼可以閱讀的書刊，卻失望地發現只有令人沮喪的雜誌選本，以及一些維多利亞小說的重印本發售。

艾倫從中發現了一個市場空間，可以把一些有質素的小說作品，編印成便宜的平裝本出售，而發售範圍不只限於書店，亦可包括香煙店和火車站。

他後來稱：「我要[書本的]售價與一盒10支香煙的價錢一樣，那樣或者沒有人可以說買不起書。」鮑利海公司其他經理當即否決了他，雖然他們同意分銷他的圖書，但認為這個念頭太不切實際。

在那年頭，一個精裝書基本上賣8先令，折合約今日27.89英鎊的價錢，要賣出2000本才能不蝕錢。他們計算到，如果跟著艾倫爵士建議的6便士便宜價錢(折合約今日1.74英鎊)，這樣的平裝書每種要賣出17,000本才能夠不蝕錢。

艾倫爵士卻沒有被嚇倒，他解釋道，如果價錢那麼便宜的話，那些平日只會定期去公共圖書館借書的讀者一定會掏荷包給自己買一本書回家。艾倫爵士隨即著手聯絡其他出版商，洽談轉售部份他們出版書藉的版權。

最初出版商質疑艾倫爵士此舉，他們旗下的作者也一樣，喬治‧奧威爾甚至公開促請出版社不要和企鵝做任何事情。他寫道﹕「書本變得越便宜，人們便花越少錢在書本上。」

即使如此，最終，出版商們都妥協了。喬納森‧凱普(Jonathan Cape)首先和企鵝簽約，他承諾出讓10種書籍的版權每本40英鎊，他們認為當中不涉及任何風險。他後來告訴艾倫爵士﹕「我以為你們要破產了，所以我在你們那樣之前給你們400塊。」

企鵝一名源於艾倫爵士的願望，他希望能為其叢書改一個「既莊重又浮誇」的名字。隨後他的秘書想出了「企鵝」這個名稱，而另一位同事在倫敦動物園作了一些速寫後，便設計了著名的商標。書本亦安排了醒目的橙色設計，在1930年代看來，感覺很摩登。

企鵝頭10本平裝書，包括海明威的《戰地春夢》和克里斯蒂的《史岱爾莊謀殺案》(The Mysterious Affair at Styles)。艾倫爵士在頭一年就賣了三百萬本書。一年後，企鵝出版社以獨立企業形式在股票市場上登記，為當時仍佔主流的硬版書籍市場帶來很大衝擊。

到了1937年，他以鵜鶘鳥叢書(Pelican Books)拓展非小說類書籍的銷售，然後在1940年成立海雀圖畫書系列(Puffin Pucture Books)，作為兒童圖書分支，海雀圖畫書出版的第一本書，是芭芭拉‧尤芬‧陶德(Barbara Euphan Todd)的《華澤爾·古米治》(Worzel Gummidge)。

此後，企鵝圖書經歷了不少標誌性的時刻，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1960年出版D.H.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當時英國剛在1959年更改〈猥褻出版刊物法〉(Obscene Publications Act)，因為小說涉及猥褻內容及粗俗俚語，而艾倫爵士決定全無刪節出版此書，並採用勞倫斯在1928年發表該小說時被禁制的書名，以向法庭挑戰，令企鵝圖書要面臨一場出版品審查判決。當時在位於奧卑利街(Old Bailey)的英國法院進行裁決，最終判定企鵝圖書可發行該小說，時為企鵝圖書主席的艾倫爵士，聞訊後立即在倫敦霍本高街(High Holborn的辦公室召開記者會，聲稱「我們已印製了20萬本，以後我們會再印多20萬或30萬本。」在稍後的六個星期，他們將該部小說賣出了200萬本。

1961年，艾倫爵士將企鵝圖書公司上市，值得大書特書的是，公司股份被150倍超額認購，刷新了股市交易的紀錄。

1970年七月，艾倫爵士以67歲的年紀與世長辭。可惜在艾倫爵士死後，企鵝就遇到一些麻煩，首先是來自工會的壓力和同行間的價格競爭，然後在企鵝董事會裡面出現了一些磨擦。最終，在艾倫爵士去世後幾個星期內，培生集團決定收購企鵝，令後者稍微恢復聲勢。對培生集團來說，收購企鵝同樣是培生集團重整公司的最後一座里程碑﹕公司開始時的業務主是是合約承建商，例如興建倫敦布拉克威爾隧道(Blackwall Tunnel)。及後30年間，它變成一間綜合集團，擁有各種各樣的資產組合，包括切斯頓冒險世界(Chessington Zoo)、杜莎夫人蠟像館(Madame Tussauds)、皇家道爾頓瓷器(Royal Doulton china)、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並擁有拉扎德兄弟(Lazard Brothers)、泰晤士電視(Thames Television)及拉度酒莊(Chateau Latour Vineyard)的股份。

這些資產漸漸被三位行政總裁以廉價出售，首先是法蘭克‧巴洛爵士(Sir Frank Barlow)，他剛於上個月去世﹔然後是瑪喬麗‧斯卡迪諾女士(Dame Marjorie Scardino)，最後是2013年初接替瑪喬麗擔任行政總裁一職的約翰‧法倫(John Fallon)。

在最後階段出售股份的活動中，以《金融時報》與培生集團出售《經濟學人》50%股份，以及出售企鵝蘭登書屋剩下股份最為觸目，兩宗交易完成了整個重整過程。但培生仍處於商業壓力之下。教育出版事業本來擁有龐大增長潛力，現在數位轉型卻打亂整個前景。法倫在這些年來都在面對投資者的無數批評，他們因為公司的變革速度而感到困擾。公司最終在今天宣佈下年將會撤換他，但仍稱讚他「在一個重大改變的時期裡……仍孜孜不倦地工作」。

今後，他的接班人將繼續此一過程，特別是在減低公司對於在美國銷售硬版學校及大學課本的倚賴。

對於培生集團來說，如此「瘦身」能否挽救其疲弱不堪的教育出版事業，實係未知數。但對我們這些由小看慣企鵝叢書的讀者來說，出版界叢林的購併活動，無異於抽空出版社的靈魂，僅留其空殼。2013年7月19日，企鵝與蘭登合併的時候，在紐約時報一位署名鮑里斯．卡奇卡的作者，發表了一篇名為〈企鵝蘭登合并，圖書出版業的豪賭〉的文章，他指出這些傳統出版社為了對抗阿馬遜網上書店而合併的行動，將來深遠的影響。他們將縮減成了子品牌，只出現在圖書扉頁上，雖然每個優秀的子品牌還帶有以往公司的模糊印記，有着自己的使命和鑒賞力。

此外，大出版社其中一點也會限制作者和代理人的自主權，並禁止（比如企鵝）或限制（比如蘭登）其子品牌為同一本書稿相互競價。這樣，作為子品牌的出社社將無法就出版某一作者作品作出獨立決定。作者（及編者和譯者）得到的預付金少了，獲取編輯、營銷和宣傳人員關注的選擇也少了。

小出版社的「角色」也不斷被削弱，過往每間出版社都有其專精的出版品類別，無論是勵志書、旅遊、經典文學抑或另類作品，每個出版社都有其專業的編輯及營銷團隊，既重視市場和讀者口味亦同時顧及專業需要。當這些小出版社紛紛成為大集團的子公司時，這些個別優勢和特色都被母公司的決策磨平，變成只能出版一些勵志書、愛情小說或流行讀物一類的東西。

培生徹底放棄企鵝股份，也許只意味著一次緩慢死亡的終結，自此以後，企鵝將徹底成為一個標誌，一個空洞的符號，它不再掮負任何意義，這對愛書人來說，將無異於噩耗。這些大集團不會明白到，對讀者來說，這些傳統出版社在電子化年代唯一的優勢，就是努力維持其出版品牌的獨特性，及在出版書藉的編輯、製作及銷售工作方面，與讀者建立最直接、最個人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