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ylor Swift是當今音樂產業強大的女性主義符號。在她巨大的成就下，無論是媒體還是她的音樂愛好者，都開始頻繁運用女性主義的話語來解釋她的音樂以及其成功的意義。而事實上，無論是歌曲內容、商業話語、職業策略，以至粉絲們之間的話題，Taylor的出現確實響應了當代女權主義者的心理與平權需求。所以在這個「藝術三月」，Taylor雖然沒能來港演出，但我們不妨一邊免費食著軟雪糕，一邊看看她如何在這個性別處境仍舊錯綜複雜的時代背景下，走出一條「成功之路」。 (閱讀更多)

故事發生在15世紀初期歐洲的P國。當時C教盛行，天動說——一個在古希臘已經提出、由托勒密進一步發展與建立的宇宙觀——被視為唯一合乎教義的真理。然而，以天動說來解釋觀測時，行星的軌跡往往令人感到過於複雜凌亂，不夠簡潔優美。因此，有人開始提出另一種可能性——不是日月星宿圍繞我們轉動，而是地球跟其他星球一起圍繞太陽轉動的地動說。作出有關研究的人會被視為異端，一經發現初犯者會被警告與要求發誓放棄有關研究與學說，而有前科者則會被處以極刑。 (閱讀更多)

這種意念能引伸出很多思考：叮噹在我這個男性動物心中又是甚麼樣的角色？他可以是朋友，可以是同房室友，可以是兄弟，可以是家人，可以是人生導師，原來他可以是很多很多的，都很重要的角色。總之，他不止是一件機械產物或虛擬的動畫角色。而我最不能夠接受的，是叮噹只是子虛烏有，是大雄患自閉症期間設想出來的一個不曾存在的同行者，那不是戲謔，簡直是誣衊！ (閱讀更多)

但是這樣想就掉入了一種思維陷阱，覺得越缺少自由反而越能逼人創作。這是一種斯德哥爾摩綜合徵。缺少自由確實能逼著一部分人繼續創作好作品，因為一部分人類的本性就是創作，就算被關入監獄，總會有人想著拿衣服寫詩，拿牆壁畫畫，拿牙刷頭刺青。可是，藝術不僅逼問人類的底線，更是探索人類的極限。我們在這麽想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馬來西亞，韓國，甚至新加坡，這三個國家的電影和藝術在近年來的快速發展，都和不斷「解凍」的政策有關。​而如果我們仔細觀察中國大陸藝術（包括文學、電影）的幾次爆發點，都正好是這三項自由稍有寬鬆的時候：二三十年代（1926-1937）（民國時期）；一九八零年代的「文藝潮」和「八五新潮」；以及千禧年初的「媒體之春」。但這三種自由的不完全發展，意味著這些爆發都是不可持續的。甚至會造成文化上的斷層，產生新的矛盾。 (閱讀更多)

開展一段關係總有一個原因：可能是自身對關係的需要，可能是對某人的幻想，可能是誤打誤撞地開始，可能是目的為本地想要找個歸宿；而彷彿在每一段關係當中，我們都需要或多或少地面對自己，審視自己於這段關係的因，或者話：「了解自己多一點」。 而這次的關係不是關於愛情，是關於一段藝術家之間的合作。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