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索上的譯者》(Dancing on Ropes: Translators and the Balance of History, 2021)的作者安娜.艾斯蘭揚(Anna Aslanyan)成長於莫斯科,現居倫敦,為經驗豐富的英俄口筆譯者。艾斯蘭揚常年從事新聞業、文學翻譯與公共服務通譯,並為《獨立報》、《倫敦書評》、《泰晤士報文學副刊》等撰稿。
本書為艾斯蘭揚博覽群書、查閱檔案、親自訪談與切身經驗的綜合之作,以一則則有關譯者(主要是口譯者)的史實、故事、軼聞,以及親身體驗與觀察,生動再現譯者在歷史上扮演的或顯或隱的角色。書中不時帶入翻譯的本質與功能之討論,不僅是有關翻譯史與翻譯論的另類呈現,也是令人興味盎然的「譯普」之作。
作者將本書定位為「大眾讀物」,書名典出英國新古典主義文壇祭酒德萊頓(John Dryden)與多人合譯的《奧維德之女傑書簡》(Ovid’s Epistles)。在1680年出版的此書〈前言〉中,德萊頓以一個生動的比喻來形容譯者的處境:「翻譯如同戴著腳鐐在繩索上跳舞:或許謹慎小心可以避免失足跌落,但期待動作優雅曼妙卻是奢望。」他認為:「翻譯終究是愚蠢之舉……明智的人不會冒這種險。」
話雖如此,德萊頓不但「冒險」從事這篇譯作,並且「明智」地留下這篇早期英國翻譯史上的重要譯論。德萊頓的妙喻深獲作者之心。因此,艾斯蘭揚欣然表示:「繩索上的舞者這個意象,既洋溢歡樂,也步步凶險,用來比喻翻譯這一行再貼切不過。」本書便是記錄在人類歷史上,如何「為了讓一切保持平衡,譯者持續在許多的近乎不可能之間挪騰舞動,而世界也隨之挪騰舞動。」
貫穿古今中外的翻譯史:從可能避免的原子彈談起
〈前言〉以實例說明,二戰期間由於美日雙方對「默殺」(mokusatsu)一詞的不同詮釋,導致廣島的悲慘命運,足證翻譯可能產生的重大影響。因此,譯者身為中間人,「很難完全置身事外」,而本書希望呈現的,便是「譯者置身不確定性極高的事件中,不得不介入干預的鮮活形象」。
鈴木首相發表了對波茨坦公告「不予評論」(Ignore)的「默殺」(mokusatsu)回應,美方將之理解為「拒絕」(Reject),翻譯的不同理解導致後續的悲劇。廣島(左)與長崎(右)原子彈爆炸後所產生的蕈狀雲。(圖源:wikipedia)
全書18章,敘述的史實與討論的議題頗為廣泛。第1章描寫美蘇冷戰時期,譯者如何處理「話多、性急又口不擇言」的蘇聯頭目赫魯雪夫的言談,尤其是俄國俗話、俚語、諺語,以及美國人的反應,以期雙方避免核子大戰。第2章說明如何透過巧妙的傳達以及必要的轉換,使一個語言中的笑話、幽默,在另一個語言中也達到引人發噱的「笑」果。
第3章以19世紀前往中亞的英國教士為例,主張翻譯不僅涉及語言能力,也涉及文化認知,如何入境隨俗,重視民族差異,注意文化標記。第4章強調專有名詞的翻譯,回顧19世紀義大利天文學家以望遠鏡發現火星上的深色線條,將其標註為“canali”,英文報導譯為「運河」(canal),而忽略另有「水道」(channels)之意,以致引發火星上可能有智慧生物的聯想,意外加速人類探索火星,甚至「催生出一整個科幻次文類」等一連串後續效應。
19世紀的斯基亞帕雷利手繪的火星地圖(上),以及現代攝影的火星地圖(下),中間為兩者混合圖片。綠色標示為原圖針對隕石坑的討論(圖源:wikipedia)
第5章介紹16世紀義英語言學家、字典編纂者弗洛里奧(John Florio),如何以積極介入的方式翻譯蒙田(Montaigne)的《隨筆集》,將平實的法文原文譯為華麗辭藻的英文之間涉及的語域轉換,以及如何對莎士比亞在內的後世作家造成影響。
第6章以16、17世紀鄂圖曼帝國的譯者為例,有人左右逢源,成為「帝國的推手和帝國羽翼下的受惠者」,享有權力、福利,甚至世襲特權;也有人身不由己,失去身分認同,改變宗教信仰。第7章則是19世紀英國國會審理國王喬治四世指控卡洛琳王后通姦案,控方傳喚的證人包括義大利人、法國人和德國人,因此需要司法通譯以協助案件審理。面對如此重大案件,證人與通譯都小心翼翼,甚至找來第二位通譯,以確保忠實傳達。
第8章一方面描述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如何在口譯協助下,商量給予同盟國致命一擊;另一方面英、美、蘇三國領袖邱吉爾、羅斯福、史達林如何各自帶著口譯員參加在德黑蘭與雅爾達的會議,共商對抗軸心國之大計。第9章回顧二戰結束後著名的紐倫堡大審中,一位年輕時逃離納粹統治的德國猶太人,如何為昔日的納粹高官、眼前的戰犯擔任法庭口譯。而審判也開啟了同步口譯系統,「在36名通譯協助下以德、英、法、俄四聲道進行」,不再拘泥於以往的逐步口譯。
雅爾達會議上美英蘇三國的外交人員。(圖源:wikipedia)
第10章揭示鄂圖曼帝國的譯者地位,如何隨著帝國的發展以及與歐洲的關係,由興盛到衰亡,直到1923年《洛桑條約》簽訂,末代帝國翻譯者終於退場。第11章討論19世紀英國費茲傑羅(Edward Fitzgerald)翻譯的波斯詩集《奧瑪珈音魯拜集》(Rubaiyat of Omar Khayyam)以及波頓(Richard Burton)翻譯的《一千零一夜》(The Book of the Thousand Nights and One Night),其中涉及的帝國主義、文化再現、東方色彩以及詩歌翻譯、歸化∕異化等議題。
第12章訴說美國青年狄喬凡尼(Norman Thomas di Giovanni)不僅為晚年失明的阿根廷作家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翻譯詩歌,並鼓勵、協助他撰寫小說,兩人平分版稅,甚至介入他的家庭事務,身兼「譯者、文書助理、代理人暨密友」,兩人間的親密與互信在翻譯史上極為罕見。
基督宗教的《聖經》翻譯是人類歷史上的大事,第13章提及不同的《聖經》翻譯,包括聖耶柔米(St Jerome)以通俗拉丁文翻譯的《武加大譯本》(Vulgate Bible),英國的《英王欽定本聖經》(King James Bible),以及利瑪竇(Matteo Ricci)與賀清泰(Louis de Poirot)分別將福音書故事與《聖經》引進中國等宗教翻譯史。
第14章指出新聞編譯(Journalation)將外地新聞轉化為本地文字,既要快速、忠實,又要為在地讀者所接受,因此「必須將內容本地化、簡化和模式化」(208)。既然不能照單全收,勢必有所取捨,因此要留意公允與忠實,避免斷章取義。這些在在挑戰著在時限下工作的新聞譯者。第15章提到具有東方風味的19世紀晚期遊記,置身其中的嚮導如何身兼多職,包括口譯,但客戶又無法判斷他們是否稱職。這種狀況至今依然存在。
第16章討論有關20世紀初八國聯軍的外國紀錄,當時身處中國的英國作家與俄國記者對「義和團」一詞的不同翻譯,以及本書作者在英譯俄國記者的書時,如何尋找資料,相互比對,以期得到正確譯名,因而提到「正名」的重要。此章也提到戰爭中為外國人口譯的當地人,如八國聯軍或阿富汗戰爭中協助美軍、英軍的當地傳譯,如何陷入左右不是人、甚至性命堪憂的困境。
2023電影《絕地營救》(港譯:《譯戰同盟》)劇情講述美國自阿富汗撤軍後,主角重返戰區營救被遺留在當地的口譯員。對美國軍人來說,這些口譯員不只是翻譯,更是他們在當地的救命稻草。(圖源:Yahoo奇摩電影戲劇)
第17章呈現英國與歐洲的公部門近年為了撙節經費,將口譯工作外包,以致翻譯品質每下愈況,低薪與劣譯、誤譯惡性循環,造成司法體系內的悲劇,不僅影響當事人權益,也間接造成公眾損失。
末章回溯機器翻譯的三波浪潮,由規則式演算法,到統計式的機器翻譯,到類神經演算法,說明其過去、現況與可能的未來。機器翻譯或電腦輔助翻譯既是機會也是威脅,它可以節省時間,提升效率,卻也可能取代人類工作,減少就業機會。然而機器翻譯仍存在相當的改進空間,需要人力介入處理,因此「關於譯者這一行走到盡頭的報導實在太過誇張」。
學會走在鋼索上:本書提示讀者的重點
由以上概述可知全書內容廣泛,各章經常穿插類似例證,不時對照昔今情境,適時提出有關翻譯與譯者的見解,以及作者個人的經驗與觀察。書末註解註明出處,資料豐富多元,內容深入淺出。綜觀全書,具有以下幾項特色與重點。
一、難得的「譯普」之作:
翻譯研究為相對新興的研究領域,翻譯史研究於晚近尤其受到重視,這種趨勢在中港台學界也明顯可見。然而相關研究由於仰賴史料與檔案,事事無不詳加考證,對一般人來說過於嚴肅,以致讀者多限於學界,研究成果未能普及。
本書各章在一定的篇幅內,針對特定議題,以簡易方式呈現一則則史實,讓讀者猶如閱讀故事般進入不同時代與地方,了解譯者在其中的處境,以及不同譯者的對應。換言之,本書有翻譯史研究之實(如提到利瑪竇的翻譯時,引用中央研究院院士、歷史學家夏伯嘉的評論),而出之以輕鬆、甚至幽默的筆觸,讀來清新可喜,為名副其實的「譯普」之作。
二、翻譯的關鍵與譯者的重要:
書中大部分章節涉及不同時代的外交關係,不僅印證「外交與翻譯向來息息相關」,翔實的史實與具體的細節更顯示譯者雖常看似隱形,但其中間人的角色甚為重要。傳譯力求忠實為本分,但異語言與異文化之間存在著差異,未必能完全傳達,甚至處處陷阱,涉及不同風險。
此外,雙方當事人互不通曉對方語言,必須依賴居中的譯者,因而賦與譯者相當的運作空間。大人物在國際間縱橫捭闔,引人矚目,譯者雖似不顯眼,但誤譯、劣譯或省略卻可能釀成悲慘下場(如投擲原子彈),或改變戰局(如二戰時未譯出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無條件支持希特勒的話),直接關係著個人的生死,邦國的興喪,國際的戰局,豈可不慎?!
佛朗哥和時任納粹親衛隊全國領袖的海因里希.希姆萊。佛朗哥於二戰期間一直搖擺於軸心國與同盟國間。(圖源:wikipedia)
三、理論的落實與探討:
翻譯涉及語言轉換與文化調適,作者不時藉由例證引入翻譯研究的重要議題與實務,如17世紀德萊頓的直譯(metaphrase)∕意譯(paraphrase)∕仿譯(imitation)三分法,《聖經》翻譯專家奈達(Eugene A. Nida)的「動態對等」(dynamic equivalence),學者暨譯者韋努蒂(Lawrence Venuti)關切的譯者的隱形(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西班牙哲學家奧德嘉.賈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義大利學者暨小說家艾可(Umberto Eco)、墨西哥詩人帕茲(Octavio Paz)、阿根廷作家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等人的翻譯觀,詩歌的可譯與不可譯,歸化∕異化實為一體兩面,直譯∕意譯之二分實無必要,不同語文之中似是而非、真偽難辨的「假朋友」等。這些若以抽象方式討論未免失之空洞,但落實到特定的脈絡與語境,便可得到具體的回應。
四、經驗的分享與印證:
作者本人從事文學翻譯(英、俄文互譯),也擔任法庭與社區通譯,口筆譯實務經驗豐富,並涉獵翻譯理論與翻譯史,查考檔案,進行訪談,因此行文時得以左右逢源,不僅引經據典,言有所本,也可現身說法,適時提供內行人的經驗為佐證,深具說服力。她的論述兼顧文本、脈絡、理論、實務,並出之以清晰的文理,流暢的敘述,充分傳達自己的論點,不時出現的幽默使全書更為生動。
五、昔今之比:
書中呈現的昔今之比與作者的經驗密切相關,一方面藉由歷史的敘述凸顯過去到現在的發展,有些地方確實有長足的進步,包括翻譯的研究與硬體的改進。另一方面,隨著社會形態改變,有些地方不進反退,最明顯的就是新自由主義興起,公部門為撙節開支,將翻譯業務外包,報價低廉者得標,表面上節省了經費,卻導致譯者不受尊重,翻譯品質低落,當事人(尤其是弱勢者)權益受損,人權保障反不如前。
六、未來之道:
末章簡要呈現機器翻譯的三波歷史,各自的發展與特色,尤其當前第三波的類神經網路與深度學習。儘管作者對機器翻譯時代的人類譯者抱持相對樂觀的態度,但這可能因為作者本身從事的是較難被取代的文學翻譯,以及與當事人密切接觸的通譯。不可諱言,機器翻譯的正確率與普及率與日俱增,在許多領域已相當程度取代人類譯者,如何善用此工具以節省時間,增強效率,提升品質,而不致「役於物」,甚至被取代,是人類譯者必須留意之處。
ChatGPT等大型語言模型的精準翻譯再度掀起機器翻譯時代的討論。(圖源:OpenAI)
七、再現之藝:
筆者曾以「再現的藝術、政治與倫理」討論訪談。其實做為異語再現的翻譯,與三者的關係更為密切。基本上,翻譯不只是消極地避免不忠實,贅字廢詞,更要積極地尋求忠實、精簡,具有文字、甚至風格之美。作者與譯者位於文字迻譯的兩端,傳達過程中不免涉及權力的拉扯,以及譯者介入的強弱。居間傳達的譯者,面對的大都為不同時通曉譯出語與譯入語的作者與讀者,不但不可因而掉以輕心,輕舉妄譯,更應敬謹行事,善盡對雙方的責任。
以往翻譯研究多重原作而輕譯作,重作者而輕譯者,以致譯者地位低落,吃力不討好,有功不賞,有過挨罰,甚至淪為不見不聞的隱形人。其實,若無譯者與翻譯,異語文與異文化之間就無法溝通,人類文明勢將完全改觀。譯者與翻譯是二而一的,正如葉慈(W. B. Yeats)〈在學童之中〉(Among School Children)一詩所言:「我們怎能區分舞與舞者?」(How can we know the dancer from the dance?)如果翻譯是跨語文的展演,那麼譯者則是翩翩的舞者。
即使如德萊頓所言「戴著腳鐐在繩索上跳舞」,但藝高膽大的譯者依然努力在鋼索上「挪騰舞動」,施展才能。其結果可能只是文字的處理,意義的傳達,但由本書作者所舉翻譯史上的實例,在在印證譯者的主體性與主動性,也證明在不同的歷史時刻,翻譯小則涉及個人毀譽與自身安危,大則涉及邦國興衰與人類命運。艾斯蘭揚穿梭、飛舞於不同時空,以具體事例證明譯者在人類溝通上扮演的關鍵角色,而中譯者也努力隨之共舞,在中英溝通的鋼索上發揮技巧。
欲知古今中外的譯者如何在人類歷史的鋼索上維持平衡,展現舞技,請看此書!
(文章授權轉載自「Openbook閱讀誌」,原文連結: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67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