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框的畫境與苦難者的墓志銘

如果古希臘的神祇活在今天，他們會選擇做諾貝爾文學奬評審委員，因為可以戲弄凡人，同時昭示神意的難測。我們中間有不少人是村上春樹的粉絲，但2017年得奬的是石黑一雄。2019年加拿大女詩人安．卡森呼聲甚高，然而2019年由一位力挺南斯拉夫獨裁者的奧地利人獲奬。到了2020年的頒奬時刻，命運女神仍示意安．卡森必須耐心等待，不管她的詩歌如何優秀。

最近除了讀今年得奬的葛綠珂外，還在讀安．卡森的《淺談》（Short Talks）。這是一部散文詩集也是她第一部詩集。對於習慣了抒情調子，或分行詩歌（分行的作用是方便作者和讀者透氣，作為停頓也有空間感）的讀者來說，安．卡森的詩歌語言也不是第一時間就讓人進入的，而且《淺談》裡面的文字，乍讀下去也不是那麼的抒情，但如果你把這些「淺談」的句子分行，便會讀到一些精簡的小詩。在陳育虹的中譯本裡，雖然都排列成散文體，但如果上網對照原文的話，便會發現有些詩隱約可見分行的痕跡。

與葛綠珂相比，卡森更傾向簡短，甚至一反常態的表達方式。寫詩，通常就是談內心世界、景物比興、生活瑣事的頓悟，談神話，談形而上的事情。沒錯，對於受過古典學教育的安．卡森來說，她抒寫眼中的風景，或文學、音樂、藝術等多領域的學術典故人物。然而安．卡森不是第一天就以詩人的面目示人，她的第一部著作，是一篇研究古希臘女詩人莎孚的論文，接著她把文章「我恨我愛，所以我在」（Odi et Amo Ergo Sum）擴展，成為她的第一本文集《愛慾﹕苦甜之味》（Eros the Bittersweet），書中探究愛慾（eros）在古希臘作家寫作中的影響。

說到這裡，有人會問﹕究竟一個論文作者如何「變成」一個詩人﹖安．卡森曾在一次訪問中，提供了或許會傷透詩人自尊心的答案。對她而言，詩化（peotic）和散文化（prosaic）是沒有界線的，若要從「創作」（creative）中分別出「學院寫作」（academic）的話，那必是謬誤而徒勞的。或者我們說，文字好比烹調，不應被各種形式（詩體、散文體、對話體）綑縛，它的美好（這裡就不提「詩意」了）就是它存在的目的！這種邏輯就是說，沒錯，班雅明和里爾克也是一樣偉大的詩人。在西方文學裡，這種概念是最源初的，希臘人說的「詩性」源自日常工藝品的「創作」（poiesis），詩泛指古希臘戲劇及各種抑揚體的頌讚詩。如果現代詩回歸這種本源的話，那麼它以分行詩、散文、小說，抑或戲劇形式出現根本就不是問題。卡森後來在1998年出版她另一本不被形式綑縛的作品《紅的自傳》，這是一部詩歌體的小說（a Novel in Verse），也是一首關於怪獸蓋利昂（Geryon）的史詩，依然秉持她半詩行半散文體的習慣。

不過，安．卡森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詩人，她受過嚴謹古典學教育，教授古典學和比較文學，也許意味著她的詩句不單凝練，用詞精準，還滲透著學術的氣息。而且，她可以說是半途出家，到了42歲（1992年），才發表第一部詩集《淺談》。與其他響負盛名的北美女詩人相比，她的詩風硬淨、不動情，在文字表達上很「斯多噶」。與卡森的用字凝練相比，葛綠珂的確用字「素樸」（austere），而安．卡森的詩則應繁則繁，應簡則簡，形式上多變，更準確地說就是不會被詩的形式綑縛創作。她曾以鎮為題，寫過一些精緻、句子複雜，且高度智性的小詩，例如這首（拙譯）﹕

〈往上帝樹林途中的小鎮〉

告訴我。

你曾經見過如此的樹林嗎。

幽深如此。

每棵樹一個詞語你的心停頓了嗎﹖

一次我在玻利維亞看見一片雲如此幽深。

山脈正在畏縮你可曾有嗎﹖

那麼快的看你就看見那

詞語中的祕密詞語﹖

就像在廢棄的火車卡裡。

一個冬季下午我看見了

「上帝樹林」這個詞語。

這首詩令人想起文學理論中（主要是喬治．斯坦納），認為語言源自上帝的主張。詩中某些句子不太符合平常句式，如「每棵樹一個詞語你的心停頓了嗎﹖」安．卡森很喜歡將兩個名詞或兩個形容詞並排於句中，這予人很立體的現場感﹕樹雖是沉默的，每棵樹卻是（或樹上有）一個詞語。在詩中，不單有樹，也有雲，有山脈，它們都好像埋藏著一個詞語的祕密，詩中的「你」後來看見了詞語中的祕密詞語，原來是「上帝樹林」。從文本上推算，那可能是鎮上的一個路牌，指往「上帝樹林」。像斯坦納的文學評論家，會否認為詞語就是指向上帝所在的路牌呢﹖

〈新娘鎮〉更短，只有三行，然而也像謎語一樣，顯得更費解但也更雋永﹕

懸掛在日光上的黑色。

像裡面無人的外套中一個寒冷的光明。

正午時需索者在等著我。

「裡面無人的外套中一個寒冷的光明」（an overcoat with no man in it one cold bright）的意思大概是，因為那件外套裡面無人（即無人穿上），但第一句又說黑色懸掛在日光之上」，所以日光就像無人外套裡面一個寒冷的光明，這樣形容晝短夜長的冬日很貼切。至於正午時的「需索者」（原文是大寫的Demander），是指上帝，抑或其他，就任憑看倌去想像了。

這些詩有點像一個抽象派畫家繪畫風景畫。的確，卡森本人也喜歡繪畫，雖然討厭旅行，卻喜歡觀看火山。卡森在詩句中把兩個名詞或兩個形容詞排列的手法，也反映出一種以作畫思維來寫詩的邏輯。在《淺談》中，就有一首名為〈淺談分色主義〉的詩，和讀者討論印象派分色畫家秀拉的藝術問題（以下所有《淺談》引詩，均為陳育虹翻譯）﹕

「陽光讓歐洲人慢下來。看看秀拉畫裡那些著了魔的人。看看那位先生，一動不動坐著。歐洲人都去哪裡『迷思』呢﹖眼花撩亂的老傢伙秀拉已經把那地方畫出來了。那地方在注意力的彼端，一趨冗長懶散的航程從這裡出發。那邊是星期天，不是星期六下午。這點秀拉用特別的方式表示得很清楚。如果我們追問，他會不耐煩地說那是我的方式。他逮到我們急慌慌穿過那綠得發涼的陰影像是姦夫淫婦。河，張開又閉緊它石頭的唇，逼著秀拉到它唇邊。」

從表面上看，它的語調根本就是評論，不過，它也描述著秀拉的對答或他的反應，把這位以點筆作畫的人描繪出來，類似的還有〈淺談透視法〉討論立體派畫家布拉克對透視法的厭惡。也許塞尚就不會如此像他們那樣氣急敗壞了，因為塞尚生性沉默寡言（所以安．卡森不談他﹖）。那麼，激情澎湃的梵谷又如何呢﹖詩人的描述如下﹕

「我喝酒是想了解黃色的天空那偉大的黃色天空，梵谷說。當他看著世界，他看到釘子，把顏色釘上物體的釘子。他看到釘子的痛。」

提起梵谷，大家不會忘記那洋溢著生命力的黃色，向日葵的黃，麥田的黃，月色倒影的黃。這黃色還不是畫布上的一切，它需要黑夜或暗藍的水或影子，去襯托出自己的輝煌。然而詩人把黃色充塞了畫布上空，但把顏色「釘」上物體的，無寧就是上帝本人。原職牧師的梵谷，看到鮮豔的生命色時，是否看出那釘子（造物者）把顏色「釘」上物體時的錐心之痛呢﹖釘子原是令人痛的，自己卻痛起來，那是否意味著審判、懲罰人的上帝，自己都感受到十架之痛呢﹖

同樣「亦描亦議」的作品，還有〈淺談鱒魚〉，這次引用川端康成，但描寫的是鱒魚，從表面上看還真像一篇魚類誌﹕

「俳句裡，按川端康成之說，對鱒魚有多種不同的形容。其中『秋天的鱒魚』、『生鏽的鱒魚』、『下沉的鱒魚』幾種是出自他的手筆。『秋天的鱒魚』和『生鏽的鱒魚』指那些產過卵的。精疲力盡，完全虛脫了，她們會往海底沉去。當然，川端補充說，偶爾也有鱒魚留在水深處過冬。這些，就叫『剩餘的鱒魚』。」

這其實暗示那些名堂大多是用來形容產卵後瀕死的個體，剩餘的鱒魚不能完成產卵的任務，於是暫且作為剩餘者偷生。關於類於偷生、倖存的題材，〈淺談防水〉講述了卡夫卡妹妹令人垂淚的結局﹕

「卡夫卡是猶太人。他有個妹妹，歐德拉，猶太人。歐德拉嫁給一個法官，約瑟夫大衛，非猶太人。1942年紐倫堡法案開始在波西米亞—摩拉維亞地區施行，沉默寡言的歐德拉建議約瑟夫大衛他們離婚。一開始他拒絕。她提到睡眠的形狀，財產，兩個女兒，和一個理性的處理方式。她沒提到奧斯威辛——1943年十月她的葬身地——因為當時她還沒聽過那名字。打掃乾淨公寓，打包好她的帆布袋，臨走前約瑟夫大衛替她把皮鞋擦亮。鞋面塗一層油。這樣它們就防水了，他說。」

卡森並沒有像德拉克拉瓦或同時代人一樣，用宏大的畫面來繪畫苦難。詩歌，即使無可避免地要面對人間的一切苦難，也要以隱微的方式呈現出來。而詩人，總相信她無可避免要扛起世間苦難的重任﹕

「我的任務是為世界扛起一些不能說的重任。有人好奇地旁觀。昨天清早日出時，比如說，你或許就看到我扛著紗布在防波堤上。我也扛了些不成熟的看法，一些普通的罪，或一些和你共犯墮落到現在的錯事。相信我，小跑步中的動物能恢復牠鮮紅心臟的紅。」〈淺談我的任務〉

或者是譴責耽美的享樂態度（縱慾無度、無視苦難的詩人或藝術家﹖），而這種譴責的對象是一個多麼實在的形體﹕

「美讓我絕望。再也不管為甚麼了我只想離開。看到巴黎我就想用雙腿環抱它。看你跳舞有一種沒心沒肝的巨大像一名水手在死寂的海。慾望圓滾滾如桃子滋長在我內裡一整晚，我再也不撿那掉在地上的了。」〈淺談享樂主義〉

詩歌也必然呈現出痛，不單是梵谷見到的痛，也是被迫害、被侵犯的痛﹕「生命的動作不太多，走進，走開，偷偷走，穿過嘆息橋。當你玷汙我，那玷汙在我眼裡就是一個動作。」〈淡談摘花〉

《淺談》最後以英國桂冠詩人丁尼生太太艾密莉（Emily Tennyson）的祖母讀完《安蒂岡妮》並嫁給畢許（應是丁尼生太太的祖父）作結。熟悉安．卡森的讀者應該知道，喜歡取題希臘悲劇的她，曾以安蒂岡妮為題賦詩，而丁尼生太太本人亦愛好詩歌，亦是丁尼生的訟務律師，並管理丁尼生的文學遺產。但世上鰜鰈情深的事例不多，卡夫卡和菲莉絲的戀情最終因為卡夫卡的拘謹和敏感而搞砸了，〈淺談修正〉倒是從調校錶面時間這一點細節上表現出來兩人之間像走鋼索的關係﹕

「卡夫卡喜歡把錶撥快一個半鐘頭。菲莉絲每次都把它調回去。就這樣五年他們還幾乎結了婚。」

或者神經質的女詩人希薇亞．普拉斯如何被丈夫泰德．休斯的婚外情迫上自殺的，死後連她母親談到女兒的詩時也變得瘋瘋癲癲的﹕

「你看過她母親上電視嗎﹖她會說些簡單的，燒焦的事。她說我想那首詩很好但它傷了我……她沒提你要來砍掉的半空中的嗡嗡嗡。」（〈淺談希薇亞．普拉斯〉。普拉斯詩集《精靈》中有一些詩寫她養蜂的經驗）

雖名為《淺談》，但詩中的思考和情感一點也不淺，一點也不short，它們輕小精簡但彷彿專為這些已逝或在生的人物而寫的，他們包括作家、詩人、藝術家、作曲家，甚至詩人腦中不知名的受害者。蘇聯作曲家蕭士塔高維契曾經向《證言》作者所羅門．沃爾科夫說過，他的第七交響曲不只是寫列寧格勒戰役中犧牲的平民，也是寫所有在蘇聯被鎮壓、整肅的平民百姓，如果可以的話，他希望為每個人寫一首輓歌。某程度上，《淺談》也像為這些人物（還有其他，如鱒魚）而寫的墓志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