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樺專欄：閃爍其辭】這樣的時間到底有何意義

有時不禁會想，現在這樣的時間到底有什麼意義。我並不是說我現在做的事都沒有意義，相反我一直是被「意義」驅動，到了自己身體都無法負荷的地步，而且，有時會因為做著這樣那樣有意義的事，像一個不斷被除的數，一直分解離析，以致自己都不知自己剩下什麼，慢慢會不知道，自己是誰。

大概六七年前，當面對「全部真實」無法被言說又始終不願說謊的狀態，我開始傾向一種技術：在周邊打轉，不邁向那個人人皆知的核心，但說的全都是真話，都是自己最珍視的情感真實，只是，它沒有必要的攻擊性。而後來證明，這種方式會被視為言不及義、並不吸引，因為它缺乏公共性——而公共性，明明是我過去近二十年念茲在茲之物。所謂「不知道自己是誰」，便是在這個意義上的。這是我自己選擇的麼——想將命運內化，我會說——這是我自己選擇的。

無法言說全部的自身，以致自身在沉默中朽敗，這痛苦，這痛苦，沒有誰知道——但明明，應該有很多人有同樣的痛苦，但我們被分割封閉，無法彼此接觸，陷於深刻的孤獨。記得以前看桑內特一篇關於記憶的論文，他說如果沒有正義的結構保障，人與人之間的記憶分享也會流於瑣碎無聊，並不能仗此連結。確是如此。

如何面對痛苦的時間，是《大濛》給我最大的震撼。看電影時已經很遲了，情人節晚獨自去看，果然哭得頭昏眼花。台灣白色恐怖時期，一開始在田中，讀過書的革命者哥哥育雲把稀罕的手錶送給妹妹秋月，教她如果覺得時間難過，就把錶撥快，撥一圈就是過去一年了，民國41年、民國42年那樣數著，那就沒那麼難過了——那個安慰很清晰，就是給自己可以掌握時間的幻覺，想著未來，遇有未來，痛苦的現下就比較可以渡過了。確是如此，你知道——因為明白，電影甫開始我就流了眼淚。

這個時間的秘訣會再回來一次。秋月是台版安蒂崗妮，千辛萬苦要安葬哥哥，在台北終於知道哥哥的屍體何在，與姐姐秀霞在「停屍間」——一個大水池用福爾馬林浸泡著無數枉死的白色恐怖受難者屍體，仵工逐件撈過來讓她們認——那是何等恐怖難過的場景，秀霞已經受不住了，秋月則流著淚，喃喃數起了「民國五十六年，民國五十七年」……一直數到很遠，應該是她年幼的生命根本無法想像的未來吧，卻逐漸接近了我們現在的時間，意義開始明晰——在那個場景中，姐妹二人幾乎崩潰但又無法離開的數年份，象徵著「體會受難」：在那必要的痛苦面前，我們必不得扭過頭去，否則就是不尊重死去的人。那個場景中重疊著兩種時間：劇中敘事層的當下，與由「未來」視點召喚回歸的「歷史」。秋月數著的年份之意義由未來，變成了「歷史」。當知道那是歷史，我們也知道了「痛苦」的意義。

《大濛》片中非常亮眼的國語口音不正的香港演員柯煒林所飾演的「趙公道」，意思是他幫秋月「找公道」的人，當然香港人本身也需要。騎在破單車上的趙公道像赫爾墨斯那樣迅捷拯救，影片最後也給他不可能的生還，主要是為了讓他有揮手離去的瀟灑，的確由《倩女幽魂》以來寧采臣和燕赤霞救完人就「去個邊睇下」，香港人有一份不求回報的瀟灑。

只是我現在當然學不到趙公道，趙公道不是我的救贖，我們還未有保障公義的結構去回望歷史。終於我去讀一早要讀的，阿甘本《剩餘的時間——解讀《羅馬書》》。阿甘本提到「彌塞亞時間」（Messianic Time）是一種「剩餘的時間」（Time of the Remains）：一般認同彌賽亞時間是彌賽亞事件發生即耶穌復活到祂再次降臨之間的時間，而阿甘本由此推論，彌賽亞時間不是外在於線性編年時間（chronological time）的另一種時間，而是內在於編年時間，將它「收縮」並帶到終點，可以將線性的時間從內部打斷、塑形並變形，因為它可以將過去、當下與未來揉合在一起，即使一個當下都潛在地可以是彌賽亞事件的發生點。而阿甘本的特異論點在於，他通過保羅的言論，指出彌賽亞可以使法律所制定的各種分隔變得無效，彌賽亞的到來並不意味著直接取消或推翻世俗或宗教的法律，而是使法律「閒滯」（inoperative）。

在這種法律「閒滯」的視野下，阿甘本進一步用保羅在《聖經．哥林多前書》的話，來提出一種「好像不」（As Not / hos me）的彌賽亞倫理學或生活表達法：

「弟兄們，我對你們說，時候減少了。從今以後，那有妻子的，要像沒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樂的，要像不快樂；買東西的，要像無有所得；用世物的，要像不用世物，因為這世界的樣子正在過去。 」（林前：7:29-31）

阿甘本在保羅這段話中，看到了「好像不」的懸置世俗生活之反抗潛能。會活得「好像不」的人，可以懸擱世俗生活身份的壓迫性要求、淘空法律與社會角色的絕對控制權，而自然會從世俗的結構中脫落出來，成為「剩餘者」。普通人往往滿足於機械化、周而復始的「編年時間」，任由時間秒秒飛逝；而剩餘者則是在編年時間內部進行操作，積極地「捕捉每一瞬間」。 因為剩餘者能夠從內部打斷、停頓編年時間，將過去的拯救性記憶與未來的永恆收攝於當下的「信望愛」之中，阿甘本將這樣的剩餘者稱為真正的「當代人」——他們與時代脫節、錯位，卻因此能最清晰有力地把握住當下。

阿甘本筆下的「剩餘者」是一種激進的政治潛能。它拒絕被現有的政治框架（多數/少數、統治/被統治）所收編，而是透過「好像不」的生活態度，在日常中懸置壓迫性的世俗身分，成為在當下創造自由與變革的真正力量。 剩餘者並非一群需要拯救的人，而是讓拯救變得可能的人；他們並不是一群擁有特殊能力的「超人」，也不是由血緣或客觀社會地位所界定的特定群體；它是存在於我們每個人身上的一個「潛在面向」。

同時，阿甘本「剩餘者」觀念最有趣的地方，是它不要求主體製造另一個斷裂與對立，而是一種微妙的距離，與拒絕。將其應用於日常生活，它並非要求人們出家退隱、逃離現實，或實質性地拋棄現有的生活軌跡，而是在現有的生活狀態中創造出一種內在的距離，從內部將世俗的束縛「掏空」。剩餘者的彌賽亞特質，在於廢止了實事狀況，而且在不改變其形式的前提下暗中破壞之。「通過『要像不』把每樣東西推向其自身，對彌賽亞的期盼並沒有簡單地取消了這種樣子，而是讓它消逝，準備好了它的終結。這不是另一個樣子或另一個世界，它是世界樣子的消逝。」

作為一個不斷被除以的數，所剩餘者就是定義本質的答案。我真的沒想到阿甘本真的握有我全部的答案。我還不夠「好像不」，乃是因為我與自己的生活還沒有一種足夠的內在距離。我能夠想像到「世界樣子的消逝」嗎？在這個以想像尋找內在距離的過程中，我已經覺得一種醫治在緩慢行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