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全部真實」無法言說、公共性退位，鄧小樺不禁叩問時間流逝究竟有何意義。她從《大濛》刻劃的白色恐怖中，看見面對痛苦的兩種姿態：以未來幻覺強渡現下，或以疊加年份為歷史受難定錨。現實既缺乏回望歷史的公義結構，外在救贖難求，鄧小樺遂於阿甘本《剩餘的時間》尋得解答：彌賽亞時間乃編年時序的內在打斷，透過「好像不」的姿態懸置世俗枷鎖，人得以化作「剩餘者」，在日常撐開微妙的內在距離，讓世界樣子悄然消逝，迎向緩慢而的自我醫治。

易山傳來《大濛》影評，指出電影乃對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追思與憑弔，但在香港觀眾眼中可謂當下香港現況的荒謬諷刺，以及對不遠未來的最深層恐懼。戲中透過政權暴政、人民犬儒與荒謬喜感的交錯，諷刺當時官方宣傳標語與敗壞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呈現出強弱懸殊的社會狀態。而那位操粵腔的廣東兵趙公道，尤令港人倍感親切，亦隱隱感到一種劃時代的遙相呼應。

謝家誠傳來《大濛》影評，觀影後心情久久未能平伏。他指出電影以1954年白色恐怖時期為背景，主線圍繞15歲少女阿月尋找遭槍決哥哥遺體的經歷，但導演陳玉勳以誠懇含蓄、不煽情的手法，亦揉合苦中作樂的幽默感，讓觀眾在略帶抽離的情緒中，直視殘酷歷史下被時代壓迫下的小人物百態。片名《大濛》源自阿月哥哥留下的繪本，亦象徵其心態的深刻轉變：從渴望化作雲雨滋潤大地，到最終接受成為時代的白霧風景，而阿月作為家屬則拒絕遺忘，以一生銘記並見證這段沉重的歷史。

原來我們從來不是要避免爆炸，恰好相反，我們是要迎接爆炸，而意義炸得四分五裂不重要，情緒與感染力隨爆炸推到最高點才最關鍵。

國共戰爭紛擾，聶華苓於1949年來台避亂，隨後經引介進入剛創刊不久的《自由中國》，擔任編輯委員與文藝欄主編。這份承載著台灣民主進程的傳奇刊物，創辦時得到蔣政府的支持，但因其堅持主張自由主義思想，並從50年代開始發表社論、指出台灣社會專政極權等諸多問題，逐漸受到當權者的打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