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愛‧巴士‧人生終點──評《我們不是什麼》
導演邱禮濤說過，《我們不是什麼》不只是一套同性戀電影，同性戀只是幾位人物的身份背景，那麼就讓我們看看電影中還藏著多少細節。
如果我們認為父母愛護子女不是天經地義的事，主角之一的暉仔（江
生飾演）由出生已得不到親情，最終沒什麼希望地離世。既然感情控制不了，死亡更是如此。誰說我們必定能在目的地下車，搭上那輛死亡巴士的乘客，沒想過能避過或避不過那一劫吧。
1.暉仔母親的演出
俄國作家托爾斯泰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暉仔有個虐打妻兒的父親，吸毒的母親，這算不算典型的不幸家庭？我們很難下定論，但我們不難發現母愛的光輝超越自身的不幸，令暉仔母親（李蕙敏飾演）摒除一貫以來的自私自利、麻木不仁。而且，就是她那個令我們討厭的道友身份，讓她能唯一一次發揮正面的意義，這是多得編劇的人物設定。
邱導演身兼導演和編劇，還有投資人，看來還不及暉仔母親一手包辦編、導，還有「演」。表面上，她既當編劇，又當導演，成就一齣殺夫戲，實際上，她要演出一場代子頂罪的大戲。
面對兩位阿Sir，這位資深吸毒女士應該不會害怕，一時擔天望地，一時用手叉著頭髮，狀甚懊惱，又摸摸面，發癲發狂，阿Sir問什麼問題，她只會不斷循環無意義的「唔知」，她是毒癮發作嗎？一連串可能沒意識的動作，加上迷離的眼神和臉部的傷痕，不是偶然的，那是給她演技上的方便，自然地增添殺人動機。太多的小動作可能令人不耐煩，她在吸煙時便稍為平靜。如果只看文字，大概較難寫出這種不知是真傻還是假懵的表情動作，也難從她的神態猜到她是真不知道阿Sir知不知道她是「演出」，還是真的承認殺人。
所以，她「演」得真好！導演安排她演戲，既因為她是演員，又因為她需要演，落力演，全套電影的那個關鍵時刻——暉仔走上自殺之路，只有她必須賣力地演下去，不演又怎能自以為轉移視線，替她唯一有所愧疚和虧欠的兒子贖罪。
當她自以為是唯一一次能保護兒子的時候，唯一能盡母親責任的時候，導演無情地拒絕她演下去，以「你個仔死咗」直接拆穿她的演員面具。她無法再演下去，只有不斷地重複「暉仔死咗」，而不是空洞的「唔知」。我們當然知道她是演戲，但面對如此拙劣的演技，我們不但沒抗拒，反之有點同情，同情她在兒子死後才能表達出愛子的深情，甘願以命抵命，可惜最後還是徒勞無功。當然，暉仔母親露出破綻，直接說出自己用鐵槌殺夫，這樣便破案真的百年難得一遇吧！她老實地承認罪行，有點像那些犯罪懸疑類韓劇，會否太直白太良心發現呢，完全應驗了那句：死到臨頭先至講真話！
2.一般人的巴士日常
如果說親情和母愛只是人的一部分，死亡便是所有人的目的地，而《我們不是什麼》帶領眾人走進這個目的地的工具，便是最常見的公共交通工具——巴士。
導演選取巴士作為電影最大和最必不可少的「道具」，原因是這部電影取材自真人真事。沒有巴士便沒有爆炸，沒有巴士便沒有調查緝兇，沒有巴士便沒有各位人物的故事。巴士也是一般人經常使用的交通工具，最平民也最貼地的交通工具。
不過，我們不要忽略，在眾多公共交通工具中，唯有巴士的各個車站都安排好了，不能隨便更改車站，不能隨便上落，到站前便要按鐘下車，看似沒什麼差錯，但電影正好為我們帶來重新思考的機會——我們能選擇下車的時間和車站嗎？換言之，我們能選擇人生的終點嗎？
故此，導演安排龍sir、蔣sir等人搭上爆炸案同路線的巴士。這種「穿越」不是為穿越而穿越，一是為了重組案情而成的一場合情合理的戲，二是讓我們一同重新見證和感受身邊的人和事。我們如何再次體驗那些不能復再的生活瑣事呢？導演讓我們緊盯著那個平常不屑一顧的、播放廣告的螢幕，螢幕將過去連接到當下，活人便能目睹死者再活一次了，那些在螢幕遊走的人瞬間成為最受觸目的焦點，很有戲中戲的意味。
暉仔母親演戲，但巴士乘客不用演戲，一切都很日常。只坐一站的追數佬說「欠債還錢，天公地道」，我們當然知道，至於坐在一旁的巴士乘客，他們或因害怕而沒有反應。那位打電話向銀行查詢的乘客，不斷地重複查詢內容，不是很平常嗎？但那位坐在他旁邊的女乘客，可能因事不關己而沒有反應。那位最令我們發笑的的士司機，他與巴士司機的爭吵內容可能不是重點，不過，坐在巴士上看人吵架，不也是很常見嗎？加上那個片段早已在網上廣傳，更能引起我們的共鳴，而站在他旁邊的乘客，看來沒有多說一句話。
至此，我們知道導演著意安排三類人士成為觀眾，分別從三個不同角度，三種不同的距離，讓這些有正面也有反正面的生活細節呈現得更加立體和具體。這三類人士分別是我們（電影觀眾）、巴士乘客和警察。上文已提及前兩者，其中巴士乘客對身邊的事大多沒反應，至於我們在鏡頭之外，掌握的資訊比其他兩類人要多，可以相對理性地評論，又或感性地批評；如果換個身份，我們是否也如那些巴士乘客，對身邊的事情沒什麼反應呢？
最特別的一類人是警察，他們只能看著螢幕重組案情，又因他們的身份，只能憑證據判斷。蔣sir說的一句「的士司機同巴士司機有爭執」，我們可能覺得太冷眼旁觀；有人坐了一個站便下車，蔣sir便說要看看他為何這樣，我們或會覺得太隔岸觀火。來到最緊要的關頭，Madam從螢幕看到有六人在巴士爆炸前剛好下車，心平氣和地說了句：「呢六個人真係要劏雞還神。」他們幸運地避過死神，語氣和神態應該要表現得更興奮啊！可是，正因為他們是警察，又因為他們是旁觀者，才能如此平靜。我們呢？我們會代入這些警察角色而如此冷靜嗎？還是如那些巴士乘客視而不見？電影沒有給予明確的答案，作為觀眾，我們還有足夠的空間好好思考。
最終我們知道，找到收數佬、的士佬，對案情一點幫助也沒有，反而是那位倖存的女乘客，成為破案的關鍵人物之一，電影主題曲不是有這句：「活在世上 甚麼亦不怕遇上」。我們遇上暉仔母親，還會怕活在世上？我們遇上用炸彈自殺的巴士乘客，還能旁觀沉著嗎？親情是天生的，但沒有理所當然，死亡是必然的，但方法或許能夠選擇。唯獨有些錯過是不能回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