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人一般不喜歡選舉——但也許消失了的選舉除外，其理就如「自由就像空氣，你只有在窒息時，才察覺到它的存在。」

「王朝日記」是我寫得最興奮的專欄，以鄧小平的身份寫日記，在六四剛過去不久當然很解氣。在加拿大難民聆訊庭上，三位聯席法官一聽有此奇事，忙叫翻譯一兩篇來聽，結果是笑得全趴在桌上。

究竟，我們為甚麼還要看高達？以晚年高達的作品為重心的「高達．電影．歷史」課程剛圓滿結束，第二部分預計將於今年年尾面世。《虛詞》訪問了負責籌備及執行該次課程的香港國際電影節藝術總監王勛先生以及資深影評人朗天先生，嘗試好好地回答這道重要的問題。放開懷抱感受影像的力量，是欣賞晚期高達的首要條件，而這亦是課程的重點之一。

「虛詞．無形」早前舉辦「所畏何事：恐懼、末日、自由」講座，邀來朗天、盧樂謙、三木與吳傲雪，討論運動中的恐懼，以及面對這些恐懼的方法。講者提到，透過直面和超越恐懼，我們才能直視真實，從而獲得自由。

當一個個時代的見證人逝去，異議聲音漸漸失去，我們該從何處找回那段被埋葬的歷史？後人從書本、報章、電影，甚至遊戲等媒體裡所「看到」的歷史，能否讓我們理解到歷史的全貌及重量？在此為大家送上《返校》小輯，由查映嵐分析《返校》的電影原型：赤觸遊戲的敘事手法，亦有朗天評論遊戲與電影兩種新舊媒體的優點與不足，以及陳子雲指出《返校》作為歷史電影，導演在改編上的掙扎和權宜的後果。

原來我們從來不是要避免爆炸，恰好相反，我們是要迎接爆炸，而意義炸得四分五裂不重要，情緒與感染力隨爆炸推到最高點才最關鍵。

2019年6月9日，一百多萬香港人為反對惡法「逃犯條例」修訂，齊齊走上街頭，唯政府漠視不理，依舊試圖強推惡法。6月12日，全港大罷工、大罷課，人們繼續上街，試圖用佔領的方式進行抗爭，對面而來的，卻是警察機器的暴力清場：催淚彈、胡椒噴霧、警棍，甚至子彈。不少文學人參與此過程，也對惡法、惡權表示強烈抗議，在社交媒體上發佈了他們觀點與經歷。

「四月是最殘忍月份，荒原上長著丁香，把回憶和欲望摻合著，又讓春雨催促遲鈍的根芽。」艾略特的〈荒原〉定時敲擊心窗。一個年輕人走上前，劈頭問道：「你是讀哲學的吧？」我吃了一驚，下意識怯了一怯，低聲道：「請問有甚麼指教？」他盯著我的眼，繼續大剌剌地道：「我看網上是這樣介紹你的。所以我有一些問題，想你回答。」我還未來得及問是甚麼問題，他已把問題拋了過來：「怎樣才可以成為一個哲學家？首先要看甚麼書？」

《Karman》直譯就是《業》。書中阿甘本把karman和crimen（crime）並置，這對東方人來說，一點也不陌生，罪業或罪孽並稱，我們一向耳熟能詳。有婦之夫偷情，是種下惡業，這業，既指行動本身，也指行動的後果。種惡業便是會帶來不好的後果，產生壞的影響。世界由業的法則組成，這法則就是因果法則，善業就是善因業果，反之，惡業則為惡因惡果，統稱業報。

2018，令人印象深刻的死亡實在太多。悼念文與特輯都做到無停手，每一個死亡都好像向我們揭示了重大的意義，彷彿令我們存在的世界粉碎了一角。面對一地碎片，虛詞就此，向學者梁款、文化評論人朗天及作家羅貴祥查詢，請他們言說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死亡對我們的意義。

很多年之後，《月亮》（La luna，1979）的兩幕影像仍在我腦內揮之不去。第一幕：母親日間在陽台跟剛開始走路的兒子玩耍，父親拿著捕獲的魚回來，母親注意力轉到他身上，開啟留聲機，扭動身子與之起舞；失去了母親的兒子看在眼裡，哭喪著臉，晃著纏繞毛線的赤軀投向外祖母；下一個鏡頭已是晚上，母親推著嬰兒車在山路上獨行，抬頭望天，一輪明月高懸。

某個無眠的晚上，馬玉江到灣仔麥當勞買漢堡包，自幼長於中國農村的他偶然發現，「與無家可歸的人在一起，有種熟悉感、安全感。」於是他用了一年時間收集麥難民的餐飲單據，做成個展《夜未央》。七月八日的講座「阿甘本與變向裸命」，由策展人朗天主講，他笑言雖名為講座，實則是他小小的個人分享報告。展覽揭示的麥難民現象，觸發朗天思考自由抗爭的可能，他更指出麥難民的生存狀況與我們相距不遠。因為從某種意義來說，「我們都在走向becoming-bare-life的絕望境地。」

鍾曉陽重寫《遺恨傳奇》的消息傳來，難免令人暇想連連。一來因為《遺恨傳奇》是鍾曉陽封筆近二十年前最後一部作品，一度標誌著她無法走出自己創造出來的文字陰霾，不得不暫別文壇；如今重寫，對作者本人和一直期待她有新作的讀者來說，都該是一件大事；二來年前她重出江湖續寫《哀歌》（成品《哀傷紀》），被視為延續了某種傳奇（故事裡的，更有故事外，關於作者本人的），這次她擺明車馬，從原作斬去「傳奇」二字，可會有甚麼微言大義？尤其是對於一度被歸類為「張（愛玲）派」的「才女書寫」來說，傳奇退場本身，大抵就有一定程度的詮釋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