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逝者對我們的啟示——訪梁款、朗天、羅貴祥

2018，令人印象深刻的死亡實在太多。悼念文與特輯都做到無停手，每一個死亡都好像向我們揭示了重大的意義，彷彿令我們存在的世界粉碎了一角。面對一地碎片，虛詞就此，向學者梁款、文化評論人朗天及作家羅貴祥查詢，請他們言說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死亡對我們的意義。


梁款：大師與闖將的逝去

梁款表示，名單中最大感受還是林嶺東，「收到時幾shock。我並不直接認識他，但他是我的同時代人，他所有作品我都看過，雖不是他的崇拜者，但他就好像我的身邊人。」梁款感嘆同時代者「唔掂了」，過世、消失，好像身邊不熟但以為會一直存在的事物都消失。

在2018年逝者名單中，梁款感到香港的事物「被清空」。名單中的人包括歌影視、文藝、政治經濟，但梁款的分類方法不是界別，而是年代。他簡單將重要死者大概分成兩組：第一組是「第一代香港人」，包括田家炳、鄒文懷、金庸【編按：話說金庸小輯】、劉以鬯【編按：劉以鬯紀念小輯】等，他們是戰後成年，南來香港時正值三四十歲的盛年，「他們是大師，學識貫通南北東西，令香港文化有了混雜、跨地域的基礎」，播下了70年代「香港故事」的種籽。

這群大師的特徵是天賦極強，「真正的精英，就是那種跟你讀同一本書但他就是讀得多過你的人。」梁款續稱，這群大師包括饒宗頤等是當時大中華最叻的一群人，他們能都聚在香港，並非偶然，而是當時的戰爭亂世使然。「天才如龍，都需要有水讓他們游，那時香港就是自由的活水，讓一代華人大老，在香港尋這自由無邊際的天空，自由發揮。

第二類重要死者板塊則是「第二代香港人」，即戰後嬰兒潮，他們50年代出生，為70年代真正本土故事的奠基者，包括阿虫、林燕妮【編按：緬懷林燕妮小輯】、林嶺東、黃愛玲【編按：懷念黃小姐，也談《戲緣》復刻重印】等。這群人受惠於第一代香港人，抓緊時代機遇，「打出自己的格局。」他們很早出來打拼，「當時的流行文化工業根本無成規，像林嶺東，他進入電視行業時根本什麼都沒有，只有一個武術指導李家鼎，根本無規矩，所以咁爆。」

梁款感嘆，這些第一代大師與第二代幹將的逝去，「或者也是天意，告訴我們香港故事已經不能再像以前那樣說下去，要有別的說法。」


朗天：80年代文化的全面告終

朗天同樣在這張長長的死者名單中，從「流行文化」入手，勾勒出「80年代」的語境：「那是香港電視電影流行曲漫畫等等的高峰期，人人下班要趕回家看電視、日日追專欄的年代。這個年代終結已久，只是因為這些標誌性人物的逝去，讓我們因為他們的死而回望工業本身。」

80年代是朗天的青年時期，他以個人觀點勾出脈絡：80年代的文化實踐是由梁款口中的「第一代香港人」有份打造出來的，這群二、三十年代出生的人如鄒文懷、金庸等，80年代是四、五十歲的壯年，一群年輕人受他們賞識，成為幹將，共同開創出80年代動作、功夫、喜劇等影視以至流行文化。

70年代本是邵氏天下，鄒文懷的嘉禾電影公司，在80年代初創出新模式，即讓成功影星開立子公司，如成龍的威禾、洪金寶的寶禾、徐克施南生曾志偉等的新藝城等等，開出一代香港電影高峰。金庸的武俠小說，本在報紙連載而風靡70年代，但也是經80年代的大量影視改編完成經典化過程。「黑社會、武俠、江湖、反清復明，一系列代表香港的文化。」他甚至說，林燕妮的才女形像，也是具江湖味的，不走高卡士的閨秀風格，十分貼地。

朗天描述，80年代的活力，那是非常人治的一種文化，如倪匡都說金庸「一流朋友，九流老闆」，但人治會有personal touch，予下屬文化憧憬，而無制度。 因此，人去後風流雲散，有無以為繼之憂。「80年代的香港特色，『獅子山下』等等，已經一去不返。六七年前它曾以『新懷舊電影』的方式展現餘暉；但現在看來就知是迴光返照，碰到新時代的鉅變就不堪一擊。」朗天感到，現在「用以前的方式」去拍一部電影，「已經唔work」。「固然因為香港已經不再是許多電影的主要巿場，但重要的不止是巿場轉變，而是創作自由。以前是以港人的機靈、找空間找方法去拍自己想拍的東西，但在審查收緊、製作規模變大的限制下，港式non-professional的方式，還能否維持？」

朗天的80年代更是一個普及教育的年代，學位增多，出現grant and loan（現已演變為巨大學債），社會階級可以流動，人可以靠知識改善自己的境遇。高錕是其中一個催生這種普及、開放、通俗、巿井的文化的教育家。早期的香港教育是精英化的，到80年代，中上教育的機會大增，天子門生「飛入尋常百姓家」，出現港式爛撻撻自由風，有大學生踢拖穿波褲上堂而一時注目。「普及化拉低整體水平，但也讓一些新的可能產生。」他感覺近年香港出現新的特權教育，因為資源不足而割據嚴重，已非當年的港式自由普及。

而鍾士元也代表著一種「新殖民地政治精英」，他們將香港原有的殖民地制度開明化，80年代就出現「代議政制白皮書」這類事物，提倡香港人參與民主政治。

武俠、自由、機遇、開放，朗天說，死者再度讓我們確認，最好的香港早已不在。


羅貴祥：意識才是活著？

我們也就此題目向作家、浸大人文及創作系教授羅貴祥查詢他對2018逝者名單的意見，得到書面回覆如下：

有些人你以為他們早已不在了。可能因為他們已經全退了，沒有作品許久了，也自然沒有消息許多年。到聽見他們的死訊時，你會對自己說：原來他們還在。當然，這樣想的時候，其實他們真的已經離去了。

說得難聽點，「死」最少有兩種吧。身死與意識之死。2018年去世的Hayden White 與Paul Virilio，不單是生命，他們的理論，我想應該都是建基于意識的覺醒吧。

如果不是White的Metahistory，大家仍會以為歷史就是既有的真實，過去的存在毋容置疑？歷史的演繹與文學故事的書寫截然不同？沒有了Virilio的解說，我們會天真的相信，科技的現代文明發展純然是為了繁榮進步？從未想過是軍備戰爭計算的產物？沒有了Virilio，我們就必然誤以為速度等同社會的效率？完全不能察覺，速度其實全是以軍事通訊與控制為標的？假如沒有了Virilio，我們只想像著，每一個科技的新發明為我們帶來的美好、帶來的新可能？不會想到隨著新科技而來臨的新意外、新災難？

彷彿他們的理論是個大鬧鐘？每刻都是為了要喚醒欲沉睡欲入夢的平凡人？我們不能接受現象，因為現象背後充斥了意識形態的操控？我們不能怠惰的靜止下來，因為每一刻都受到批判意識的衝擊，逼使我們追尋也不一定想知的真相？

停不下來的，還有Claude Lanzmann的電影【編按：悼念朗茲曼：面對死亡，我們無從說起】。你以為可以躲藏在黑暗中，靜心觀看熒幕上的影像嗎？他九個半鐘頭的Shoah，讓你以為看電影必然有的娛樂趣味，都一併徹底掃走。即使以為被荷李活收編了的Bernardo Bertolucci【編按：犯禁與溝通：貝托魯奇追尋的真正革命】、Milos Forman，你也好像在他們名正言順的商業片中看到，那點點不甘心的意識，色欲中暗含的顛覆，小人物對抗大制度的妄念。這些終日醒著的意識，或許就是上世紀六、70年代愛談的政治現代主義吧。讓人活著醒著的批判意識，很容易被看作是精英者的文化資本，畢竟平常人都不過是行屍走肉地活下來？

他們真正的離去了。沒有了載體，這些意識還可以殘留多久？下一代的載體，又有多想繼承延續這些意識呢？也許，這些意識不是個體擁有的，也不可能單單被某個個體擁有。或許，它其實是對一個時代的社會文化生產模式的應對覺知，在個別人身上的意識，只不過是徵狀，不是它的本身。換言之，逝者固然身去矣，然而意識，依然正在孳孳不倦尋覓著它的能動者、施為者。

梁款自謙，讀書人太規矩，學者如陳明銶等逝世，都不是公眾事件，知道的人不多。其實今年也有許多學者逝去，臉書專頁「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就有整理出一串逝世台灣學者名單。死亡既如巨大的煙火爆滅，也可以如日常任何一個泡沫的消逝。死者揭示的對生者的責任，奧登：「一個死者的文字／要在活人的腑肺間被潤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