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溫和地走進黑夜,向日葵當在日暮時燃燒咆哮——訪《戰場上的無仁通話》烏克蘭導演奧薩娜卡普維治(Oksana Karpovych)

專訪 | by  曾繼賢 | 2024-04-24

持續已久的俄烏戰爭進入關鍵階段,烏克蘭人民的苦難與傷痛,需要藉由更多影像力量讓世人關注和支持,繼而互相依存,思考當代的國際政治問題,集體對抗極權。早前烏克蘭導演奧薩娜卡普維治(Oksana Karpovych)首次踏足亞洲,從家鄉攜來《戰場上的無仁通話》,以烏軍截取俄軍與家人的通話內容貫穿全片,入圍第48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紀錄片競賽」的火鳥大獎,最終獲評審團特別表揚。戰爭面前,我們要如何立身處世?又應如何理解已逝的生命?紀錄片的價值何在?在《戰場上的無仁通話》獲獎之前,我帶著這些疑惑訪問到奧薩娜卡普維治。我們相見那刻,她投來的微笑是我看過最為沉重的笑容。


非如此不可,因為我是歷史的見證人


奧薩娜卡普維治一直以紀錄片思考烏克蘭的社會議題,如《Temporary》 (2017) 反思烏克蘭人漂泊到加拿大的離散經驗,《Don't Worry, The Doors Will Open》 (2019) 借蘇聯留下的通勤列車反映烏克蘭工人階級的日常生活,這些議題暗地裡扣連著俄烏的緊張關係。


俄烏衝突有其深遠的歷史源流,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在2022年不顧聯合國的阻撓,說要「去軍事化和去納粹化烏克蘭」,將烏克蘭人幻想成未能回歸的俄羅斯人,毅然發起全方位戰爭。首次直面近乎種族滅絕的危機,她感到一種無權勢者的徬徨,「我是見證人,亦是電影人,卻不知道可以做甚麼。」入侵後一個月,在道德的感召下,她想到要用電影記錄目前的境況,「對我來說,創作一部記錄當下的作品非常重要。這不只是為了現在,更是為了歷史。」



要紀實戰爭,就必須走入戰地。卡普維治與團隊回到家鄉,冒著生命危險走到基輔前線拍攝,如今回想,她形容是「一生中做過的最困難的事,在理智、情感、道德、倫理上都花了巨大努力。」她以公路電影的方式帶領觀眾目睹頹垣敗瓦,「這是一部沒有主角的電影,更在不同地點拍攝,又附上俄軍的通話音訊,我們花了半年時間在後期剪接上。」


抗戰的義憤遇上平庸的邪惡


卡普維治以俄軍的通話與烏地的生靈塗炭交織整部電影,這聲畫對立形成戰爭的思辯。沒有血腥和槍炮的畫面,殘酷卻無所不在,隱藏於漫長的鏡頭中,她希望未經歷過戰爭的觀眾能沉浸在這時空,「雖然要紀錄戰爭,但我刻意避免直接呈現暴力。暴虐、死亡和殺戮是可怕的,但它們始終是表象,戰爭本身是更為複雜和混亂。」不難令人想起近期的《特權樂園》,大屠殺的後遺將會殘留到遙遠的未來。



烏克蘭詩人魯芭.雅金楚克(Lyuba Yakimchuk)在〈何以殺人〉說:「我用電話和家人保持聯繫/所有通話都被竊聽了」(宋子江譯),卻在某天被烏軍還施彼身:烏克蘭情報部門攔截了2022年3月至11月期間俄軍在戰場上撥打的數千通電話,逐一揭示了敵軍心理。


「我很高興找到對入侵表示懷疑或批評的聲音,但要保持開放且批判的態度,是一種巨大的挑戰。」卡普維治希望在電影裡包容不同的聲音,接近俄羅斯人的不同精神面貌,同時呈現戰爭的複雜性與無情。俄軍被強制入伍,逐漸對入侵感到厭倦,他們亦有其難處,其中有錄音說:「記憶不一定沖淡,我不知道回家後怎樣睡得安穩」,「想回家只有兩種方法,一是傷,二是死。」


儘管有些俄軍質疑入侵的意義,但不幸的是,他們並沒有對烏克蘭人表現出真正的理解和同情。大部分的懷疑和批評只是針對俄羅斯國家,他們沒有因為上戰場而賺到足夠的錢,而要冒的生命危險太多,他們始終關心的是戰爭如何影響自己的生活。



撥出電話的俄軍描述劫掠、槍斃、「21朵玫瑰」酷刑的場面,他們麻木不仁,手染鮮血,而通話的另一方,俄軍家屬也沒比士兵來得善良。卡普維治想抨擊的是帝國主義,俄羅斯打著去納粹的旗號,讓自己出師有名,為暴力賦予正當性,平民在這框架下「接觸不同形式的政治宣傳後,對入侵做出不同解釋」,便說著「你殺的是法西斯」、「他們不是人」等去人性化的論調,展現出平庸的邪惡。


面對這種虛偽的正義暴力,卡普維治義憤填膺,卻沒想要散播仇恨。「憤怒是一種推動自己的方式,它給我們繼續戰鬥的能量。但憤怒不等同仇恨,我一直對自己說,憤怒是可以的,烏克蘭人今天完全有權利感到憤怒。而仇恨不是一種燃料,它只會蠶食心靈,如果我們一直緊抱仇恨,這場戰爭不會有結束的一天。我所做的是,盡可能堅持自己的仁慈,善待每一個人,並保持樂觀。」


活得磊落真誠 理解他人之痛苦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是喜劇演員出身,擔任製片人的時候經常觸及政治題材,他曾於第 75 屆康城影展的開幕式致辭,借《大獨裁者》說世界需要新的卓別林,鼓勵電影人為自由而戰,團結對抗獨裁者。他相信電影的力量,而卡普維治相信紀錄片的力量,以紀實的錄像讓觀眾看見別人的苦難,她認為「繪畫做不到這一點,甚至我非常喜歡的攝影也不能,電影讓人們短暫停留在完全不同的時空和狀態中。我希望令觀眾產生認知上的不協調,察覺眼見的『真相』是操縱於俄羅斯的政治宣傳。」


《戰場上的無仁通話》記載了卡普維治所目睹的一切:烏克蘭人民對入侵、戰爭和暴力的抵抗——抵抗有很多微妙的姿態,戰鬥的士兵只是其中一種,真正令她感動的是,「無論外間有多混亂,看見人民保持家園井然有序。」



縱使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說影像讓人習慣旁觀,對遠方的苦難感到麻木,但卡普維治重申紀錄片應該賦予人們力量。「戰爭是極之粗暴的,但目前在烏克蘭很難找到這種力量,並找到賦予人們權力的工具」,似乎電影是她唯一能倚仗,尋找希望一門的藝術。話說至此,卡普維治一時哽泣,我表示遺憾,因為我們永遠無法完全感受到身陷戰火的人,有多艱苦,有多沉重。


她抹乾眼淚,吞吐地說:「我不知道是甚麼賦予我力量,但此刻我相信⋯⋯我相信存在真理。作為電影製片人,我很榮幸,因為我擁有工具,我有能力在熒幕上展示這個真相。當然,紀錄片仍是很主觀,只是一種視角,但它終究是烏克蘭的現實。我認為對自己保持誠實很重要,亦要有勇氣不迴避複雜性和衝突,表明自己的立場。」聽來有種熟悉感,像哈維爾(Václav Havel)說活得磊落真誠就是一種反抗,像傑魯巴維(Eviatar Zerubavel)說沉默就是暴行的串謀者。


不過,並非所有人都有活得磊落真誠的條件,卡普維治分享自己看過很多俄羅斯電影,不論虛構或寫實電影,「它們總是晦暗而冷酷,也不對人性抱有希望」,這是極權的悲哀。


在政治夾縫中呼喊 披著荊棘走上國際舞台


歐洲電影節連續三年以烏克蘭電影開幕,除了代表歐盟的支持之外,更重要的是讓世人看見烏克蘭。卡普維治對此表示由衷的感謝,「國際關注烏克蘭的議題和電影人,對我們而言非常重要。電影與新聞不同,它以更深刻的方式教育人們,讓他們了解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


雖然身陷囹圄,但人權危機不只落在烏克蘭身上,卡普維治因此想起以巴衝突,似是一種共同體。彼方遙遠,卻又熟悉。「我相信種族主義仍然存在,我們需要小心談論它,畢竟我們來自不同的地方,有各自複雜的歷史背景。共通的是,巴勒斯坦和烏克蘭的人民都被帝國勢力所困,我們從中看見人們如何被大規模殺​​害,生命如何被漠視,在一瞬間化為烏有。」她懷著悲憫續說:「巴勒斯坦是目前最大悲劇之一,受害者都是最普通的百姓,這些聲音也應該要被聽見,但我們不是要競爭國際關注,或是比拼誰較悲慘。我們都是平等的,我們應該擁有相同的權利,我們的故事和聲音應該得到平等的支持。」



即使烏巴兩國如魯衛之政,卻難以互相表達支持,「那些外交操演和政治宣傳,使我們不能彼此團結。在烏克蘭,看不見人們對巴勒斯坦的支持,也聽不到阿拉伯世界對烏克蘭的支持。曾有人問我,如果俄羅斯支持巴勒斯坦,你又怎能支持巴勒斯坦?這讓我非常悲傷。很明顯,俄羅斯與美國正在玩雙重政治,他們支持一個國家,也在背後支持另一個國家進行非人性的侵略。」此時,她竟笑說:「如果我們沒有得到西方的軍事援助,可能我到達這裡之前已經死了很多次了。」


我心中的向日葵花語


烏克蘭獲得全球關注,2014年廣場起義是鮮明的分水嶺,那時卡普維治剛好移民到加拿大,事隔十年,記錄這段歷史的《凛冬烈火:烏克蘭自由之戰》已為香港人所熟知,她表示:「在這之前,西方對烏克蘭了解不多,他們覺得烏克蘭是俄羅斯的一部分,我們沒有自己的身分和主體性——廣場起義是我們國家的歷史性時刻,它向全世界展示了人民擁有改變的力量。」


烏克蘭人重視自由,尊重權利,希望生活在開放和民主的社會中,她由此對家鄉許下寄語:「我從來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但那場革命給了我很大的信心。我愛烏克蘭,我愛她的文化。可是,我理想中的烏克蘭不是民族主義的,而是人們會受到平等對待,也不存在反同性戀、仇外心理和種族歧視;身分認同也不是基於血統和民族主義,而是基於政治價值。」



來到香港,她自稱對這地認識不多,但知道香港曾經聲援烏克蘭。從戰地走來的她形容,在香港感到香港人開放友善,有種莫名的安全感。她亦很有興趣了解香港近年的故事,要我推介一些香港紀錄片。《戰場上的無仁通話》走過希臘、哥本哈根、比利時、香港和紐約,她由衷地說:「能夠帶著這部紀錄片走遍世界各地,讓人們看見烏克蘭,我很滿足。」


此時此刻,基輔炮火連天,烏軍缺乏彈藥,防空系統有待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援助,七大工業國組織亦強烈警告中國停止助俄入侵。當我們安睡,世界的另一角落發生著這一切。卡普維治說,此片是獻給勇敢抵抗俄羅斯帝國主義機器的烏克蘭人。祝願他們的敵人如烏克蘭國歌所寫,消失如朝陽下的露珠(Згинуть наші воріженьки, як роса на сонці),而所有危脆生命,早日復得免於恐懼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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