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柏璣傳來《罪惡嘉年華》影評，指出電影以魔幻寫實與邪典手法，重探巴西軍政府的獨裁陰霾，尤其那根飛毛腿在暗角踢人一事，既是全片最荒誕又生動的符號，亦具象化現實恐懼的心理機制。正如透過直面恐懼來克服惡夢，電影的荒謬讓人在面對死亡威脅與終極脆弱時，得以短暫卸下防備，於喧鬧浪潮中尋獲一種純粹、釋然且真實的笑容。 (閱讀更多)

雙伊傳來《我們不是什麼》觀後感，坦言起初對戲中BL題材有所保留，再觀影後發現電影實以BL為引，刻畫出香港底層邊緣人物所面對的社會惡意與壓抑。雙伊以戲中底層人物「百忍」的日常，繼而想起自己職場往事，反思社會上憤怒情緒的惡性循環，並為昔日的情緒失控懺悔。雙伊讚賞導演邱禮濤那敍事與分鏡功力，期許自己年歲漸長仍保持開放，不因偏見而中途離場，並反思「為未必理解之人與事，開一扇窗」，讓對話平靜流動。 (閱讀更多)

易山傳來《大濛》影評，指出電影乃對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追思與憑弔，但在香港觀眾眼中可謂當下香港現況的荒謬諷刺，以及對不遠未來的最深層恐懼。戲中透過政權暴政、人民犬儒與荒謬喜感的交錯，諷刺當時官方宣傳標語與敗壞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呈現出強弱懸殊的社會狀態。而那位操粵腔的廣東兵趙公道，尤令港人倍感親切，亦隱隱感到一種劃時代的遙相呼應。 (閱讀更多)

葉嘉詠傳來《我們不是什麼》影評，認為電影超越同性戀題材框架，實則探究母愛與人生終點的哲思，如暉仔母親即使活在不幸家庭，卻摒棄自私麻木替暉仔頂罪，那拙劣卻真摯的「演技」展現遲來的母愛救贖與愧疚深情。另一方面，巴士作為電影關鍵道具與象徵，其代表著眾人無法完全自主選擇的生命旅途與死亡終站。葉嘉詠透過對比觀眾、乘客與警察三種視角，藉此審視大眾對日常事物與生死無常的態度，皆因有些錯過是不能回頭的。 (閱讀更多)

謝家誠傳來《大濛》影評，觀影後心情久久未能平伏。他指出電影以1954年白色恐怖時期為背景，主線圍繞15歲少女阿月尋找遭槍決哥哥遺體的經歷，但導演陳玉勳以誠懇含蓄、不煽情的手法，亦揉合苦中作樂的幽默感，讓觀眾在略帶抽離的情緒中，直視殘酷歷史下被時代壓迫下的小人物百態。片名《大濛》源自阿月哥哥留下的繪本，亦象徵其心態的深刻轉變：從渴望化作雲雨滋潤大地，到最終接受成為時代的白霧風景，而阿月作為家屬則拒絕遺忘，以一生銘記並見證這段沉重的歷史。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