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女孩,相隔超過一個世紀,卻在同一座德國農舍裡經歷相似的恐懼。德國導演瑪莎・施林斯基(Mascha Schilinski)的《墜落之聲》(Sound of Falling)橫跨 1910、1940、1980 至 2020 年代,以非線性敘事交疊四代女性的生命。 作者賴而南指出,四個年代看似截然不同,女性遭遇的苦難卻有著相近的根源:「女性從未真正地擁有過自己的身體。」從戰亂下的性暴力,到當代女孩面對男性目光時本能地蜷縮身體,壓迫並未消失,而是改變形態:「女性看似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對其身體自主權的剝奪依舊存在,只是隱匿在更細微的日常生活之中。」 (閱讀更多)
小時候讀《木馬屠城記》,英雄以木馬奇計贏得戰爭;接着翻開《奧德賽》,等待他的卻不是凱旋歸家,而是一場漫長、殘酷,甚至近乎被詛咒的漂泊。為甚麼一個打勝仗的英雄,偏偏不能回家?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翁稷安從自己的童年閱讀記憶出發,重新追索《奧德賽》數千年來如何被不斷轉譯:從但丁、丁尼生、喬伊斯,到《女巫瑟西》與《潘妮洛普》,再到荷里活電影、美國南方公路片、日本漫畫、太空歌劇,甚至布袋戲,這部史詩一次次被不同時代改寫。 (閱讀更多)
易山傳來《蜘蛛俠:英雄重生》影評,認為電影不再老調重彈「能力越大,責任越大」,而是直擊英雄內心的掙扎與成長,探究「陪伴」與「理解」。易山由Punisher到《Logan》,談孤獨、代際承擔,以及中年人為下一代留下的心意;又借Professor X、Magneto的角力,反思政權如何借「簡單管治」之名壓制異能者,甚至指出即使選擇親近政權者,同樣未能善終。蜘蛛俠此番最大的成長,在於學會分辨何謂真正的同路人,而非輕信政權。歷經迷失,直視這複雜世界,最終也不過是一句:我自行我道。 (閱讀更多)
《牛來》因爛到極致反獲票房暴升,入場觀影更被稱為全民行為藝術。不過,盤柳儂對此有所質疑,借羅哈斯之說指出,當藝術界線早已鬆動,《牛來》僅是轉變而非越界;對照卡爾富克奧入展美術館的動畫,更點明「醜」實則受制於制度與觀看框架。觀眾雖以玩梗、反向消費奪回解釋權,諷刺的是,這場狂歡最終仍被市場徹底收編變現。最令人不安的非電影有多爛,而是任何荒誕皆能輕易被商品化,當越界不再遭遇阻力,根本沒有高牆需要翻越,真正的批判亦隨之消亡。 (閱讀更多)
法國少年法庭有一種安排:少年犯法,除了監禁,還可以用朝聖代替。2003 年起,「門檻協會」每年安排數十名少年罪犯,在成年人監管下走聖雅各之路,全長約一千六百公里,橫越法國與西班牙。 電影《朝聖之路萬漫步》就是取材於此。作者認為這部電影提醒我們,人是有可能改變的,他問的是,引導這些少年「回到正途」的方法,除了倚靠恐懼、震懾,以及衝擊之外,是否有其他可行的辦法?「這部電影,我想,無論如何,仍向我們呈現了一些,有關於懲與教的,稍為不同的想像——又或是,至少,對一個社會而言,信任,以及修補關係的,不可取代的意義」。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