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黃燦然編有《從本土出發香港青年詩人十五家》。他在序文中便指出，張少波多有「回望神州」之作。「張少波很多詩都是遊記，尤其是大陸遊記：對一個龐大而陌生的祖國的好奇，對生活其中的人民（他的陌生的同胞）的感觸，在某些情況下是懷著一種同情──也是少年人的家國情懷。」 黃燦然之說固然妥當，但這裡亦可以稍作補充。張少波也不是一味祖國山河壯闊。譬如〈遊北京大學被拒〉的政治取態已是很好的反証。再如〈吐魯番漢卒乾屍〉亦與一般庸俗左派香港詩人書寫祖國的角度大有不同。 (閱讀更多)

文學本身的產生也是尤關政治的，甚至以更敏感的樣式。從來你所書寫的，便是都市人的自然情緒反應及其壓抑。 (閱讀更多)

廖偉棠不斷在詩中書寫香港，但他抗拒成為香港文學的一員。 (閱讀更多)

鄭政恆曾評論《天堂》道：「從倒置中，在破壞傳統與擺脫命運的同時，人便得到一個嶄新的境界與視域。」我認為此話是準確的。正如崑南在書裡明示：「我在我思或我思我在，最後應是我變了另一個從未思維過從未存在過的我。」《天堂》裡展現出其強悍的書寫意志，是為了積極地尋求逃亡路線（ligne de fuite），始終以書寫持行流動變向的姿態，而奮力抗衡於現實社會結構與文化常態的惘惘威脅。故此，何游始終否定他是在逃避，而是在尋覓新的可能，猶如尋覓新的武器對抗時間的壓迫。的確，時間的焦慮亦是《天堂》的一大命題。正如德勒茲指出的，存有緊握其生之本能，則非直面時間不可，時間有兩面：一面是現存之活，一面是預定之死。而所謂的活跟死並非作為按線性時間先後發生的獨立事件，而是在活的時間啟動之際，它就共時地包含並揭開了（另一個）死的時間。如此，何游／何戲的精神分裂狀態，似乎就是在對應多個時間流同時並存的（嶄新的）可能性。 (閱讀更多)

當你深愛一個人的時候，你會切實地關心甚麼才是對他好，甚麼會毀了他，而愛鳥或愛動物亦應基於同樣原理。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