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福仁專欄：時宜篇】攻乎異端？

《論語》中孔子的說話，大多沒記語境，不少因此產生歧異，以至相反的解讀，下面一句即是例子：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論語‧為政》2.16）

孔子這話不過是八個字，其中三對：攻乎、異端、也已，歷來各有不同的解釋。這話其實很重要，關乎孔子整個信念、精神，不可不辨。

單一個「攻」字，已有兩種相反的說法：一、研究，或專治；二、攻擊，或批判。解作研究或專治較早。

最早的是三國的何晏：「攻，治也。善道有統，殊途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邢昺：《論語註疏》引）

南北朝梁的皇侃：「此章禁人雜學諸子百家之書也。攻，治也。」（《論語義疏》）

然後到了宋代。宋人的解說，承自何、皇二君，就是毛病也確診了，孔子當年，何來「諸子百家之書」？北宋的邢昺如是，南宋的朱熹也說：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為害尤甚。

朱熹的影響當然最大，也最胡扯。他舉了楊、墨，又引程子舉佛氏，還舉了實例，孔子成了先知，預見有楊、墨，又有佛家，他會防患未然。

從三國到南宋，這些名儒共通的是：以「攻」為研治，「異端」為有害的東西。

但宋代也已開始對「攻」有不同的意見，解作「攻擊」。那是南宋的孫奕，清人劉寶楠引用他的話：「孫弈《示兒編》：『攻，如攻人惡之攻。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除了「攻」字作「攻擊」，也點明「已」，是動詞，即「止」。但「已」與「也已」有別。皇侃《論語義疏》「斯害也已」句末還有一個「矣」，「也已」應是加強語氣的虛詞。而更重要的「異端」，孫氏的意涵還是完封不動，認定是「害人」之物。近人程樹德的《論語集釋》指出《論語》中凡用攻字都作攻伐解，如：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顏淵〉12.21）

小子鳴鼓而攻之。（〈先進〉11.16）

楊伯峻則接著數出《論語》中用「攻擊或批評」意共四次。他據此語譯「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為「批判那些不正確的議論，禍害就可以消滅了。」用《論語》解《論語》，很好，問題在「攻」之後多了「乎」這個介詞，相當「於」，並非那麼斬釘截鐵。錢穆《新解》以為「攻」與「攻乎」有別，他取專攻義，謂專於一事一端用力。

至於「異端」，楊伯峻仍解為「不正確的議論」，那是白話用語。程氏引《論語補疏》：「漢世儒者以異己者為異端」，跟自己不同，就是「不正確」。漢代的儒者如此，春秋時期的哲人、政治家呢？

這種種以為孔子排斥異見的注解，跟法家排斥兼聽之說，竟然沒有分別：

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韓非子‧顯學》）

真正的突破，是清人焦循。他說得精審，劉寶楠加以引用，不妨詳引：

焦氏循補疏：「《韓詩外傳》云：『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蓋異端者，各為一端，彼此互異，惟執持不能通則悖，悖則害矣。有以攻治之，即所謂序異端也。『斯害也已』，所謂使不相悖也。攻之訓治。見《考工記注》。……有容而若己有，則善與人同，故能保我子孫黎民而為利。媚疾不通，則執己之一端。不能容人，故不能保我子孫黎民而至於殆。殆即害也，害止，則利也。有兩端則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則有以摩之而不異。剛柔，兩端之異者也。剛柔相摩，則相觀而善。孟子言楊子為我，墨子兼愛。又特舉一子莫執中，然則凡執一，皆為賊道。不必楊墨也。」

「又曰：道衷於時而已。故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各執一見，此以異己者為非，彼亦以異己者為非，而害成矣。」

焦循仍解「攻」為「研治」，不過不再排斥「異端」，異端不單無害，更且有益。下面稍加闡釋。

首先，要是各執一端，則角度不同，彼此互異，你看我是異己不對，我也看你是異己不對（「各執一見，此以異己者為非，彼亦以異己者為非」）。試問自己之外，誰又不是異端？以異己為有害，其實是一種自我中心主義（egocentrism）。

其次，相異正可以互補，「剛柔，兩端之異者也。剛柔相摩，則相觀而善。」互不相容，執持不通，就有害了。進一步說，執一，就是賊道。這和西方人講二元對立不同，那是對立之中，其中一元勝於另一元。這是二元相容而競秀。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一語，來自《中庸》第六章，是孔子稱讚舜帝的話，這正是儒學的要義。勞思光曾從文體、用語、思想三方面考定，認為《中庸》作於漢初，並非子思之作。（《新編中國哲學史‧第二卷》）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簡先秦的儒家典籍，其中《性自命出》與《中庸》對讀，思想頗有相近處，卻也有所不同，前者談「情」，後者說「誠」，似為儒學分途。但勞思光仍然肯定「《中庸》之理論仍較其他漢儒怪說遠為精嚴」。二千年前的《中庸》，最可貴的是能辯証地看問題，辯証地處理問題。至於是否子思之作，又是否勞思光所認定孔孟心性說的歧出，還有待專家細辨。司馬遷、鄭玄、今人龐樸、李學勤這一端是肯定的；歐陽修、崔述，今人勞思光那一端則否定。無論哪一端，並無損《中庸》的價值。我以為《中庸》是儒學在認識論，以至方法論上的一大建樹。

所謂兩端，是物事的本然狀態，「端」之為物，必有兩頭，朱熹注云：「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大小、厚薄之類」，對了，再說下去，合該是兩端矛盾對立，卻是互相依存，相反而相成。有大無小、有厚無薄，則大不成大，厚不成厚。北宋的張載甚且提出天地萬物生生不息，就是這兩端的作用，「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又說「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張子正蒙．太和》

所謂「中庸之道」，一般人誤以為是兩頭折衷，是兩端的「中間」，是和稀泥的平均數；今人又多以平庸為貶義。不是的。「中」是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之意，是權衡兩端的利害，既不冒進，又不懦怯，取其恰當「適中」。程頤說：「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中庸章句》）如何才算「適中」？孔子說：「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里仁〉4.10）沒有教條，視乎實際情況，只要適宜、合理就是。這其實是處世之道，原則要守，卻也要隨機應變。

「庸」有常道之意，又通「用」，的確平常而可用。用現代的說法，「中庸」則是行事時，因應條件，避免偏激，不要過度，又不可不足，要斟酌時勢，取其適中。這所以年輕人要讀《中庸》，尤其世亂時期。〈子罕〉9.8記一位鄉下人向孔子提問，頗能說明問題：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朱熹注解：「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朱熹把《中庸》從《禮記》裡抽出，固然別具眼光，但注解《論語》，太多借題發揮，也不少誤解。從漢代開始，名儒無一例外，視孔子的話語為人生價值的圭臬，更同時是建立社會秩序、推動政治理想的指導。不含語境的言說，最方便利用。朱熹否定「兩端」對立而互補，則這個注解就落了空，我為宋以後考科舉的讀書人叫屈。以「空空如也」為孔子強調自己無知之狀，則何能盡竭兩端？這毋寧是形容鄙夫的神態。空空，通悾悾。或解為無能，又或解作恭敬、誠懇。〈泰伯8.16〉云：「悾悾而不信。」《後漢書‧劉瑜傳》：「臣悾悾推情，言不足採。」叩，叩問，也有誠懇意；朱熹解作「發動」，難以接通下文。孔子的意思不如翻做：鄙夫有問題問我，樣子誠懇，我徹底地叩問他問題的始末。

這是孔子嘗試解決問題的方法：謙虛而耐心地查根究柢，「叩其兩端」。弄清楚來龍去脈，則茅塞打開，問題至少解決了一半。這其實也是引導鄙夫自己解決問題。我這篇文章，方法也無非執兩用中，考量正反雙方，再擇善而從。

焦循的解說，錢穆顯然是同意的。他說：

一事必有兩頭，如一線必有兩端，由此達彼。若專就此端言，則彼端成為異端，從彼端視此端亦然。……本章異端，乃指孔子教人為學，不當專向一偏，戒人勿專在對反之兩端堅執其一。……孔子平日言學，常兼舉兩端，如言仁常兼言禮，或兼言知。又如質與文，學與思，此皆兼舉兩端，即《中庸》所謂執其兩端。執其兩端，則自見有一中道。中道在全體中見。

再其次，還是回到是孔子對異議的態度，「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以至「無適也」、「無莫也」，實是他一以貫之的信念。而這，又呼應春秋時代知識人的態度。這方面，需另文再討論。

【何福仁專欄：時宜篇】父子相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