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埋班作樂」音樂創作及製作人才培育計劃在音樂狹縫裡撒苗播種，為了提供更多選擇的權利，一群音樂人「行埋一齊」，由資深音樂人帶領新人組成班底，一邊「作樂」，一邊「玩樂」，在艱難的工業中組成一條可持續的音樂人鏈，做新的音樂，自己喜歡的歌。 (閱讀更多)

中文大學文化研究中心早前舉辦「六四：小說與大說，香港與中國」座談會，請來黃念欣與何曉清作嘉賓，從文學和歷史、香港和中國出發，分享她們對六四的研究。即使文學作品未必像歷史寫作般，負擔起事實與真相的責任，但正是其含混複雜，能夠引領我們更全面地認識天安門事件的記憶與情感。於當下多角度地回顧六四，不僅是對事件本身的分析，更有助我們思考香港的局勢。 (閱讀更多)

相比文學與視藝兩個範疇明顯出現本土VS大陸的政治性對壘，戲劇、藝術教育、電影與音樂情況顯得沒那麼惡劣，多談及資源分配機制，及如何為業界「造大個餅」。不過戲劇組火藥味較濃，藝術教育與電影組亦呈現出世代之爭，最終會出現新舊交替，抑或薑是老的辣？需要各個界別的選民擦亮眼睛，投下智慧一票。 (閱讀更多)

近年發生過多種政治審查事件，藝術自由、表達自由於是成為是次選舉的重要關鍵詞，不少候選人都提到「藝術自由約章」，如何落實約章，保障藝術工作者進行創作或與不同機構合作時，避免因個人政治立場而面對壓力，捍衛香港表達自由；此外，亦有不少聲音關注藝術平權、藝術通達服務。而在視覺藝術與文學藝術兩組，則鮮明出現本土藝術與中方統戰兩派之間的爭持。 (閱讀更多)

談及在警棍陰影下的香港，淮遠問廖偉棠：你現在寫政治詩，寫完後可以解決心裡的沉重感嗎？淮遠坦言，有時重讀自己的政治詩，還會忍不住落淚，完全沒有言說過後的療癒效果。廖偉棠沉思一會，才回答：「其實沒有寫作可以承載到療癒效果，但我們可以讓心裡的難過通過寫作，讓它變得更清楚，就如魯迅的〈藥〉，最後仍要留一朵花，給世界留點希望。」詩人沒有警棍，只有詩歌作為武器。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