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散時代再思香港身份：新讀李宇森，舊憶阿巴斯

筆者在2020年首次為李宇森的新書《主權在民論》寫推薦序，繼後在2022年，他接著出版了《主權神話論》。今年2024，李宇森又推出新著《離散時代的如水哲學》。短短四年之內，作者已迅速完成了「否想主權三部曲」的系列，證明了他用功之深，涉獵之廣，實在可喜可賀。

這三本書所寫下的，既是作者從他龐大的閱讀計劃中獲取的豐富心得，也是他對香港問題貼身關注和思考的成果。第一部《主權在民論》以一種「共情的批判」的角度，檢視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他認為，自2014年以來，香港出現了一股強烈追求政治自主的動力，遠超於過往只為爭取普選方案或加快民主化進度。他研判這股動力是出於一種追求「主權在民」的意志。他通過對盧梭和施密特思想的梳理，找出「主權在民」在西方政治思想的淵源，也同時檢視了這些思想的局限和問題。與此同時，他也考察了這期間香港本土派各種主張背後所依據的不同民族主義思想，批判地指出這些民族建國路徑的局限，與「主權在民」理想之間的異同。

第二部《主權神話論》則更進一步，開展他命名為「否想主權」的計劃。他從較為唯物主義的角度，取徑自歷史和政治經濟學，拆解全球各種物質條件和制度，如何佈置一個使帝國支配仍然存在的國家主權體系，又分析它如何與資本的秩序交錯運行。他認為當這兩種支配性的秩序仍然主導，主權在民的理想仍然只能是理想，真正容讓人民自治和自決的世界，依然是遙不可及。

2019年後，在香港落實主權在民的意志受到嚴重挫折，進入一個大量港人選擇流亡或移居外國的「離散時代」。李宇森今年新出版這本《離散時代的如水哲學》，承接之前兩本書對主權國家模式的批判。它以「離散」為經，以「敘事」為緯，最後更把香港2019年發展出來的「如水」理念與「離散」的當下處境連結，勾勒出他稱之為「如水哲學」的構想。他認為，香港需要進一步去了解所謂「後主權」的新思想，走出民族主義的範式。我們在面對港人不斷離散的現實時，亦不應讓自身的政治及文化實踐，被「錫安主義」式的「復國想像」所囿限。相反地，他認為離散時代的來臨，反而是一個契機，讓我們重置自己的受壓經驗於「解殖」的脈絡下，以透徹地了解自身的困局。而要走出這困局，就需要重新探索國際主義的想像和實踐。在全球都逼切地尋求「生態公義」時代脈絡下，香港人應繞過各種缺乏反思能力的迷思，擴大與全球各種正義力量的連結，重塑香港人的政治主體觀。

李宇森認為，離散時代的來臨，認識敘事的重要性至為關鍵，因為敘事既可以被權力機關用以馴化人民，也可以被追求自主的抗爭者，用作為抵抗和實踐的工具。敘事承擔了集體的記憶，既是主體性鞏固的條件，也是建立關聯性和關係性的手段。香港今日的當權者，把「說好香港故事」作為指令和工作目標，力圖要把曾經反叛的香港社會「常態化」。他們架設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以及「香港由治及興」的宏大敘事。不過，作者更認為，我們不應以有問題的宏大敘事去取代另一種有問題的宏大敘事。他認為，在帝國主義和金融資本主義秩序的宰制底下，應透過敘事去建立跨越地域或國族的敘事共同體，推動新的抗爭政治視野，建立新的國際主義政治主體，方為正道。

究其實，作者在理論層面上探討敘事的重要地位之時，他的著作亦可以被為一種意味深長的關於香港經驗的新敘事。三部曲寫作的舖排，由《主權在民論》直面新時代香港人的主權意志，到《主權神話論》縷述實現主權在民意志時， 大家所面對的宏觀困境。再到我們都被逼進入離散時代，作者緊貼時代步伐，但拒絕將之敘為悲劇式的「香港淪陷」故事。相反地，作者堅持不為時代主流所綁架，反而是往往逆流而上提出「不合時宜」的批評。在本土思潮由進步主義滑向民粹主導的年代，政治評論上充斥著「離地」與「貼地」的二元對立，貶斥前者和高揚後者，把反思和辯論的空間高度壓縮。

然而，三部曲中細密而嚴謹的哲思，卻是理直氣壯地「離地」，甚至可謂是不食人(類世)間的煙火。

另外，在「民主潮流浩浩蕩蕩」的盲目樂觀主義進步史觀遇到重大挫敗，在「離散」被廣泛地敘述為傷感和創傷的此刻，作者卻不忘指出，香港的個案只是全球範圍內(甚至是人類世背景)下流離現象普遍出現的個別例子。再者，他也把危機演繹為契機，將離散視作一個重要的歷史契機，讓香港人回過頭來確認，香港一直以來都是流亡者和移居者的目的地，也是世界性自願或不自願離散者的中轉站，逼使我們如何重認香港歷史的真貌和所蘊藏的可能性。

作者這種把時空重置的敘事方式，以及把離散經歷放置到香港思考焦點的處理，令筆者聯想起 Akhbar Abbas教授在1997年出版的《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Disappearance》。在那本書的引言中，Abbas 舉重若輕地點出他對香港文化特質的細緻觀察和洞見。他認為，香港一直以來都是一個貿易王國，永遠在殖民主義、國族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周旋，也是一個以不同時間、不同速度組合而成，違背著線性發展邏輯，構成一個充滿不協調的空間，而由上述三股力量所共同構成的，卻是一個不能讓香港的自身呈現的「消失的空間」(space of disappearance)。香港人的「港口心態」把一切都看成暫時的、浮動的。香港的故事，往往都變成是有關別的地方的故事，例如西方的、中國的或台灣的。只有在戴卓爾夫人訪問中國，以及1989年之後，香港才逐漸變成獨特的文化個體。在文化上對自身獨特性的熱衷，在香港被視為行將消失的年代方才出現。

Abbas認為，在這個香港這個一切都處於「過渡期」的奇異空間內，在被承諾的時間好像快要到達終點之前，出現了殖民還未終結，就有著各種後殖民現象(postcoloniality before decolonization)的狀態。當中包括城市的政治前景愈悲觀，經濟榮景愈高漲的怪異現象(boom and doom)，也包括了各種其他策略，去對應這個城市在各種層面上的消失和被消失。Abbas除了舉關錦鵬和王家衛的電影影像技巧和敘事策略為例，說明他們如何以「不呈現」(消失)的策略去應對「再現」(representation)上的困難，他也在香港人的主體性問題上，討論過應對權力宰制的方法。他認為，肉身上移居外地無疑是一種以(肉身的)消失去回應(城市的)消失，但不及移居的人也可以以移居的想像去重新建造那個既有的空間。

他引用Deleuze & Guattari 的見解，區分出遊牧者和移民。移民是真真實實的遷去其他的地方，但把遊牧定義為不斷在移動的人卻是不對的。相反地，遊牧者反是不曾移動，而只是巍然不動地不斷應對改變和惡化的處境。而Abbas認為，無論是移民還是遊牧，都只是不同的「消失」／「隱身」的方式，目的是去對應周遭的困境，抗禦種種要把人民收編為臣民的企圖——無論那是以吸納的方法還是以排斥的方法。

在Abbas這篇意味深長的文章的末尾，他預示了香港人在超克其殖民處境，走出消失的空間，建立其主體性之時，必然會面對三大試探：其一是本土主義，其二是將自身邊緣化，其三是自視為體現了無需歸屬的世界主義。三十多年之後，Abbas所預示的本土主義的確曾如火如荼地冒現，但無法逃脫他所指的弔詭，那就是香港的本土性，往往都是經過文化翻譯而移植過來的事物。至於無論是政府還是反對派，念念不忘的都是香港的國際地位、向全世界開放的性格，但卻從有沒有正視過李宇森在本書所描劃出來的國際主義視野。而2019年社會運動被鎮壓之後，香港確曾以被邊緣化、被排擠的形象出現，但無論在流亡者的待遇，爭取國際社運界支持的不同面向之上，香港都站在相當尶尬的位置。李宇森在這本書在這個時候出版之所以是切中時代所需，原因正在這裡。

李宇森在書中從沒有徵引Abbas ，但筆者認為把《離散時代的如水哲學》與Abbas的論文對讀是十分有趣和具啟發性的嘗試。雖然前者是2024年的新作，後者則成於1997年，兩者卻分享不少共同的題旨，但思想取徑和具體主張卻互相輝映。例如，兩者都應該同意，「香港」與「離散」之間並不陌生，不了解「離散」，亦不能了解「香港」。但相對地， Abbas或許對香港的故事總是由其他地方的故事說起，流露一點惋惜，但李宇森卻可能認為，這正好證明了，說好真正的「香港故事」本身就是一種邁向跨國敘事共同體的實踐。

無論筆者提議的這種互文對讀能否揭示出甚麼可號之為兩位作者之間「隱匿的對話」，它都是一個打開腦洞，激發想像，為香港的過去與未來開拓新的反思和辯論空間的有益嘗試。李宇森這三部曲，自成一體，已成一家之言。《離散時代的如水哲學》亦獨立成篇，處處流露作者的洞見。無論你是否認同當中的主張與立場，這系列是任何關切香港思潮變化的讀者所不能繞過的。筆者誠意推薦。

（編按：標題為編者所擬；本文為刪節版，讀者欲窺全文，請看李宇森《離散時代的如水哲學：政治主體與國際主義》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