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智良 X 應亮——「何地有方給我:創作的流亡」講座

報導 | by  虛詞編輯部 | 2020-12-30

今年香港文學季「遊移字得」最後一個講座,以「何地有方給我:創作的流亡」作結,請來主持李薇婷及嘉賓李智良、應亮,探討流亡、創作、身分、家、邊界等關係。


「何地有方給我」取自專輯《剎那的烏托邦》裡的歌曲〈何地有方〉,像是在探問,我們何時才能找到一個方寸角落與空間以棲身,不至於流離浪蕩,苟活殘存。李薇婷於是感慨,眼見身邊不少朋友準備離開,與「何地有方」十分呼應,「香港曾是一個容納人流、海流、思想流動的地方,想不到今天卻會成為流亡的開始點、離開的站立點。」就此,她邀請八年前流亡香港的應亮導演,率先作分享。


政治原是日常,由精神流亡到物理流亡


應亮以「半自傳」作品《自由行》開展討論。電影中女主角是一名中國電影工作者,因拍了「禁片」無法回去,被迫流亡香港,與摰親分隔異地。後來母親因癌病復發,渴望在手術前與女主角一家見面,於是母親報名參加台灣的旅行團,女兒一家亦跟隨旅行團的行程與母親團聚。這看似荒謬的劇情,卻是應亮的親身經歷。


電影中有一幕,女主角隔著旅遊巴車窗與母親揮手道別,等待在下一個景點會合,一刻鐘的分別,導演卻拍出死別之感。應亮說,他讓演員把旅遊巴想像成手術室,車門關上等同手術室的門關上,並無法知道門打開後媽媽是否依然活著。這樣的一種離別,應亮說,「帶有很多普通人的經驗」,而流亡同是「一種很普遍的日常經驗,不過是我們需要學會面對的一場告別、一個新開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nm_ViL0BkQ


流亡的日常構成應亮的電影,而應亮的流亡很早已經開始。「當我還在國內時,無論是生活、工作,還是言論狀況上也是個流亡者。我跟身邊很多人的想法不同,亦不在系統裡工作。」後來應亮的流亡,由精神層轉移到物理層,他認為損失雖大,兩者卻不無相似,「今天看似極端的一切,其實一直發生在平常生活之中,只是我們沒有看見而已。」


《自由行》是應亮個人的私密對話,目的是為了與孩子溝通。「作為一個有中國背景的人,我發現最大的問題是,我一點也不了解父母經歷過的一切。因為當語言進行自然的流動,特別是在代際間流動時,就會有危險。」應亮自言不想繼續成為舊式中國家長,於是在打算創作《自由行》時,他竟想得到只有三歲的兒子的支持,才把計劃付諸實行。由撰寫劇本、電影拍攝到正式上映,應亮亦有讓兒子參與,於應亮而言,這是作為家長的責任,因為「代際之間的記憶和訴說必須進行,而不是遺忘與改寫。」


《自由行》放映後,最令應亮感到欣慰的是,他得到很多同樣有著流亡背景的人的反饋。「我不只是單純在講述一個私密的故事,而是希望讓這群為數不少的群體被看見。我不知道電影能否改變現實,但也許會形成一些小小的化學反應。」


香港人的新日常是甚麼?或許遷移才是常態


於香港人而言,《自由行》彷是預言,應亮卻早已習以為常,甚至自嘲現在的生活日常化得不正常,「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一個New normal。」因他長期處於一個不穩定的狀態下生活,從來都是要隨時離開。因此令他悲傷的是,「以往我經歷過的,現在已經擴散了,分散到這個城市每一個人的身上,而我也沒辦法阻止。」


回想八年前四處流亡的自己,應亮感慨彷如隔世,「今天的我與過去已然斷裂,彷彿那是前世,現在是新生。」舊地的一切、父母的近況與生活,他都不敢回憶與想像,即使透過網絡與父母聯繫,亦無法安撫隔絕的痛。他預見這些痛苦在未來定必陸續有來,直把他逼至無能為力的境地,只好盡力學習應對,因為「這是生活過程中需要自己去處理跟想像的」。應亮始終強調,「遷移是人類在長年歷史中的常態,當中有恐懼與疼痛,亦有新生活帶來的欣慰和興奮。」也許我們需要學習的,就是把離散視作日常,把痛苦視作磨練,並不要忘記當中帶來的機遇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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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亮的經歷告訴我們「流亡」近在咫尺,李智良亦不忘提醒,流亡的苦難一直隱然於日常之中。譬如此時此刻,仍有「入境者」(1)在青山灣中心絕食,抗議被入境處無限期羈留。另外,又有一部分等候審批的難民聲請人,他們無法工作、無法租屋,每月僅靠一千多元的卑微津貼(2)過活。李智良於是指出,「或許現在我們覺得香港人備受壓迫,但這些壓迫,很多沒有公民身份的人已經承受了許久。」


李智良續以一張海報解釋「被劃界」的社會結構對人們造成的壓迫,因為「邊境不只是地圖上的線,而是一個權力結構,一個控制人的系統。」圖中顯示出一個呈上下層結構的同心圓,居於最上層的是政治精英,依附其旁的是統治階層,接續是城郊的居民,最外圍的是基層生產者。而被排拒在圍欄以外的是監獄與難民營,囚禁著被視為對城內私有產權帶來威脅的人,這些人因無法生存被迫鋌而走險,與城裡的少數精英構成最直接的對比。至於最底層則是為整個結構服務的後發展國家/地區,這些地區的原住民會被武裝力量、黑幫勢力,以及人為的災害逼害,以圖搶掠當地的天然資源,作全球資本工業生產所使用,支持第一世界的生活方式。



愈難跨越的邊界,愈來愈多的死亡


李智良解釋,因著邊界衍生出公民身分的概念,無法享有公民權利的人,許多被迫離鄉別井,到他國或一國之內其他省份工作的人,往往沒法享有當地人的完整公民權。所謂的歐洲只是個被自由包裝美化的國度,實際是以自由之名,壓迫沒有國族身份的他者。如這張歐洲難民營的位置圖所示,無數難民住在這些分布歐洲各處的營舍裡,等待居留準許或遣返。李智良逐指,「我們常說的邊界就一個個把他者困起來的地方。」


然而,驅使人們不得不離開家園的推力沒有改變,即使不同國家加強邊防管理,但跨越邊境的人從未減少,反而引致更多人的死亡。李智良慨嘆,「現在的邊境有十數呎高的電網、無人機,以及集中營,難民冒著極大危險求生,很多人未能越過邊界,就在途中死掉。」沿著地圖上的申根公約行走,於歐洲人而言是自由,但在難民的眼中則看見死亡:溺死、沈船、低溫症、在貨櫃內窒息、在集中營裡自殺、被種族主義者虐打致死。「因此,當我們愈講求一個血統純正的國家,即是授權侵害不是同一國族的人。」


然而難民的苦難很多都是不為人所察見的,或是因著與苦難者的距離,或是被自身的痛苦所遮蔽,我們很多時候關心的也只是自身範圍之內的狀況。因此作為同樣備受壓迫的個體,李智良指,「我們應該與那些比我們不幸的人、面臨同一個壓迫結構的人連結。」



http://unitedagainstrefugeedeaths.eu/wp-content/uploads/2014/06/ListofDeathsActual.pdf

直至2019年,在聯合國有紀錄在案的二十年來,便有四萬多名難民死去。李智良指「這些數字有時已令我們麻木,令我們看不到那個人到底是甚麼人。」這份死亡名單裡將這些個案紀錄,盡量說明名字年齡死因,如一個青少年,便因十八歲以下要分開禁閉,與父母失去聯絡而自殺。


國族主義帶來的難民危機


世界各地政府的不協作,激化難民危機,然而最諷刺的是,「全球化是資本的合作,只是人道議題上無甚合作而已。」在另一方面,也因為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做成世界人民生活越來越朝不保夕、「脆危化」,而政客與保守勢力每每利用種族主義與「裡外有別」的族群矛盾,淹蓋真正的階級與社會矛盾。李智良於是總結,「給予這個世界秩序合法性的,就是國族主義。國族主義是甚麼?就是令我和你覺得我和你有分別,於是我們的利益互相衝突,於是互相防備。由此令人以為出生之不同決定了等級,更忽略了秩序內部的殖民與不平等。」


最後,李智良以 Warsan Shire 的一首詩《Home》作結,詩中首段講述,沒有人會無故離開自己的家,離開只是迫不得已,絕地求生。


「no one leaves home unless

home is the mouth of a shark

you only run for the border

when you see the whole city running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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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誠的創作,自由的空間


「何地有方」探問身分與居所,個體的生命如何在跌蕩之間自處,因此到了問答環節,主持李薇婷就以創作者的身分追問,是否擁有更多政治自由,或是一個被肯定的個體身分,創作就會否更順利?


李智良回答問題時表示,他不認為國族身分與個體自由有必然關係,於他而言,民族主義有雙面性,民族共同體的情感可以是正面的,但同時「民族主義」往往對「國家──資本」這個以暴力維護的體制並沒有批判,甚至合理化。這個結構由資本家與統治者壟斷,因此任何政黨執政都會令所有被視為異己的群體被打壓,相較於國族身分,李智良認為作為作家的他,更重視的是社群,一個文學的社群,也是一個安全而予人自由說話的空間。


應亮亦回應指,他自小便見識到權力結構的運作,並深明集體機制的虛偽,因此渴望走到體制以外,希望尋找獨立的、私人的真實狀態。但當他走出體制,卻發現體制的邊緣同樣有著權力結構關係。昔日體制的逼迫明目張膽,反抗是出於本能,迫不得已,但在體制以外的壓迫卻是隱然不見,看似有選擇的可能,反抗的對象看似消失,但卻教人無所適從。就如蘇聯導演塔可夫斯基流亡後,卻發現資本主義社會裡受到的審查和管制更嚴重,在無法適應下,懷疑應否重回蘇聯機制內工作。應亮形容,這或許是很多流亡者的共同感受。因此當一個創作者進入新機制裡,最重要是真誠面對自己的創作,找出真正渴望到達的地方與歸屬,這就是創作者精神上最真實的部分。


以創作產生共振,連結社群


薇婷續問兩位講者以虛構的作品來處理真實是否仍具意義,以及作品有否反過來給予創作者養份。


應亮回應指,我們從來也無法定義何謂真實,作為創作者,更重要的是尋找可能性,因為每個人看待事物的角度與眼光都不一樣。如大家今天物理上身處這場講座,心卻可能在他方,與不在此處的他人對話,這些虛構的感受卻都是真實的。因此創作者的責任,就是決定如何把一個人的真實呈現,因為每人都有別人無法想像和取代的部分,而這些就存在於他的感受和精神裡面。當這些感受開始與他人產生共振,接收者又會擁有一個專屬於他的精神上的真實,那麼這時候,意義就會不斷擴大,生成作品的內涵。


智良則坦言自己不懂得虛構,所謂虛構或是因為童年創傷,因小時候被母親看過日記,自此便無法我手寫我心地傾吐內心想法。另一方面亦認為香港的創作空間狹窄,令他無法寫真正想寫的事,自言不懂得與「文學圈」相處,不懂得找一個舒服的位置,令他無法與大家互相交流,思想衝撞。然而這個看似唯心的問題,同時反映著權力結構問題,例如撥款制度的限制、圈子裡的權力階序等。因此他強調,藝術家跟大眾面對的境況接近,自由的代價不是指個人能承擔多少風險的選擇,而是基於整過群體能否彼此互相支持,接住每個人,由此寄望大家可以擁有互相支持的社群,儘管大環境風風雨雨,李智良卻寄望大家可找到新的團結對象,新的合作方式,令社群變得堅實。


由將日常離散的苦難變成機遇與希望,到連結同被壓迫的流亡者,兩位嘉賓強調的是不被苦難遮蓋,即使面對不知身在何方的困境,都不要為自己劃界,察視自己所在的地方或同是不幸的人。如李薇婷所説,將地方連結,才會有玩味的空間,先去認識,然後建立、連結,最終組成一個更大的社群,迷惘但不進退失據,因為在專輯《剎那的烏托邦》裡,〈何地有方〉的下一首歌曲就是〈住〉,意味最終會有可到達的地方,有可建立的物事。



(1)意指違反居留條件或因各種原因不獲發「行街紙」的人,包括一些難民身份有待核實的「免遣反聲請者」。香港特區政府多以「免遣返聲請人士」一詞,概括所有的難民、尋求庇護者、酷刑聲請者、無國籍人士及其他相關群體。

(2)香港特區政府透過非政府機構「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下稱 ISS)為在港的尋求庇護者和難民提供每月1,500港元住宿津貼、以食物卡形式發放的1,200元食物津貼,及200至400元交通津貼。以上是一名成人所得的資助,而小孩的資助通常只有以上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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