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智良 X 應亮——「何地有方給我：創作的流亡」講座

今年香港文學季「遊移字得」最後一個講座，以「何地有方給我：創作的流亡」作結，請來主持李薇婷及嘉賓李智良、應亮，探討流亡、創作、身分、家、邊界等關係。

「何地有方給我」取自專輯《剎那的烏托邦》裡的歌曲〈何地有方〉，像是在探問，我們何時才能找到一個方寸角落與空間以棲身，不至於流離浪蕩，苟活殘存。李薇婷於是感慨，眼見身邊不少朋友準備離開，與「何地有方」十分呼應，「香港曾是一個容納人流、海流、思想流動的地方，想不到今天卻會成為流亡的開始點、離開的站立點。」就此，她邀請八年前流亡香港的應亮導演，率先作分享。

政治原是日常，由精神流亡到物理流亡

應亮以「半自傳」作品《自由行》開展討論。電影中女主角是一名中國電影工作者，因拍了「禁片」無法回去，被迫流亡香港，與摰親分隔異地。後來母親因癌病復發，渴望在手術前與女主角一家見面，於是母親報名參加台灣的旅行團，女兒一家亦跟隨旅行團的行程與母親團聚。這看似荒謬的劇情，卻是應亮的親身經歷。

電影中有一幕，女主角隔著旅遊巴車窗與母親揮手道別，等待在下一個景點會合，一刻鐘的分別，導演卻拍出死別之感。應亮說，他讓演員把旅遊巴想像成手術室，車門關上等同手術室的門關上，並無法知道門打開後媽媽是否依然活著。這樣的一種離別，應亮說，「帶有很多普通人的經驗」，而流亡同是「一種很普遍的日常經驗，不過是我們需要學會面對的一場告別、一個新開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nm_ViL0BkQ

流亡的日常構成應亮的電影，而應亮的流亡很早已經開始。「當我還在國內時，無論是生活、工作，還是言論狀況上也是個流亡者。我跟身邊很多人的想法不同，亦不在系統裡工作。」後來應亮的流亡，由精神層轉移到物理層，他認為損失雖大，兩者卻不無相似，「今天看似極端的一切，其實一直發生在平常生活之中，只是我們沒有看見而已。」

《自由行》是應亮個人的私密對話，目的是為了與孩子溝通。「作為一個有中國背景的人，我發現最大的問題是，我一點也不了解父母經歷過的一切。因為當語言進行自然的流動，特別是在代際間流動時，就會有危險。」應亮自言不想繼續成為舊式中國家長，於是在打算創作《自由行》時，他竟想得到只有三歲的兒子的支持，才把計劃付諸實行。由撰寫劇本、電影拍攝到正式上映，應亮亦有讓兒子參與，於應亮而言，這是作為家長的責任，因為「代際之間的記憶和訴說必須進行，而不是遺忘與改寫。」

《自由行》放映後，最令應亮感到欣慰的是，他得到很多同樣有著流亡背景的人的反饋。「我不只是單純在講述一個私密的故事，而是希望讓這群為數不少的群體被看見。我不知道電影能否改變現實，但也許會形成一些小小的化學反應。」

香港人的新日常是甚麼？或許遷移才是常態

於香港人而言，《自由行》彷是預言，應亮卻早已習以為常，甚至自嘲現在的生活日常化得不正常，「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一個New normal。」因他長期處於一個不穩定的狀態下生活，從來都是要隨時離開。因此令他悲傷的是，「以往我經歷過的，現在已經擴散了，分散到這個城市每一個人的身上，而我也沒辦法阻止。」

回想八年前四處流亡的自己，應亮感慨彷如隔世，「今天的我與過去已然斷裂，彷彿那是前世，現在是新生。」舊地的一切、父母的近況與生活，他都不敢回憶與想像，即使透過網絡與父母聯繫，亦無法安撫隔絕的痛。他預見這些痛苦在未來定必陸續有來，直把他逼至無能為力的境地，只好盡力學習應對，因為「這是生活過程中需要自己去處理跟想像的」。應亮始終強調，「遷移是人類在長年歷史中的常態，當中有恐懼與疼痛，亦有新生活帶來的欣慰和興奮。」也許我們需要學習的，就是把離散視作日常，把痛苦視作磨練，並不要忘記當中帶來的機遇與希望。

應亮的經歷告訴我們「流亡」近在咫尺，李智良亦不忘提醒，流亡的苦難一直隱然於日常之中。譬如此時此刻，仍有「入境者」（1）在青山灣中心絕食，抗議被入境處無限期羈留。另外，又有一部分等候審批的難民聲請人，他們無法工作、無法租屋，每月僅靠一千多元的卑微津貼（2）過活。李智良於是指出，「或許現在我們覺得香港人備受壓迫，但這些壓迫，很多沒有公民身份的人已經承受了許久。」

李智良續以一張海報解釋「被劃界」的社會結構對人們造成的壓迫，因為「邊境不只是地圖上的線，而是一個權力結構，一個控制人的系統。」圖中顯示出一個呈上下層結構的同心圓，居於最上層的是政治精英，依附其旁的是統治階層，接續是城郊的居民，最外圍的是基層生產者。而被排拒在圍欄以外的是監獄與難民營，囚禁著被視為對城內私有產權帶來威脅的人，這些人因無法生存被迫鋌而走險，與城裡的少數精英構成最直接的對比。至於最底層則是為整個結構服務的後發展國家/地區，這些地區的原住民會被武裝力量、黑幫勢力，以及人為的災害逼害，以圖搶掠當地的天然資源，作全球資本工業生產所使用，支持第一世界的生活方式。

愈難跨越的邊界，愈來愈多的死亡

李智良解釋，因著邊界衍生出公民身分的概念，無法享有公民權利的人，許多被迫離鄉別井，到他國或一國之內其他省份工作的人，往往沒法享有當地人的完整公民權。所謂的歐洲只是個被自由包裝美化的國度，實際是以自由之名，壓迫沒有國族身份的他者。如這張歐洲難民營的位置圖所示，無數難民住在這些分布歐洲各處的營舍裡，等待居留準許或遣返。李智良逐指，「我們常說的邊界就一個個把他者困起來的地方。」

然而，驅使人們不得不離開家園的推力沒有改變，即使不同國家加強邊防管理，但跨越邊境的人從未減少，反而引致更多人的死亡。李智良慨嘆，「現在的邊境有十數呎高的電網、無人機，以及集中營，難民冒著極大危險求生，很多人未能越過邊界，就在途中死掉。」沿著地圖上的申根公約行走，於歐洲人而言是自由，但在難民的眼中則看見死亡：溺死、沈船、低溫症、在貨櫃內窒息、在集中營裡自殺、被種族主義者虐打致死。「因此，當我們愈講求一個血統純正的國家，即是授權侵害不是同一國族的人。」

然而難民的苦難很多都是不為人所察見的，或是因著與苦難者的距離，或是被自身的痛苦所遮蔽，我們很多時候關心的也只是自身範圍之內的狀況。因此作為同樣備受壓迫的個體，李智良指，「我們應該與那些比我們不幸的人、面臨同一個壓迫結構的人連結。」

http://unitedagainstrefugeedeaths.eu/wp-content/uploads/2014/06/ListofDeathsActual.pdf

直至2019年，在聯合國有紀錄在案的二十年來，便有四萬多名難民死去。李智良指「這些數字有時已令我們麻木，令我們看不到那個人到底是甚麼人。」這份死亡名單裡將這些個案紀錄，盡量說明名字年齡死因，如一個青少年，便因十八歲以下要分開禁閉，與父母失去聯絡而自殺。

國族主義帶來的難民危機

世界各地政府的不協作，激化難民危機，然而最諷刺的是，「全球化是資本的合作，只是人道議題上無甚合作而已。」在另一方面，也因為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做成世界人民生活越來越朝不保夕、「脆危化」，而政客與保守勢力每每利用種族主義與「裡外有別」的族群矛盾，淹蓋真正的階級與社會矛盾。李智良於是總結，「給予這個世界秩序合法性的，就是國族主義。國族主義是甚麼？就是令我和你覺得我和你有分別，於是我們的利益互相衝突，於是互相防備。由此令人以為出生之不同決定了等級，更忽略了秩序內部的殖民與不平等。」

最後，李智良以 Warsan Shire 的一首詩《Home》作結，詩中首段講述，沒有人會無故離開自己的家，離開只是迫不得已，絕地求生。

「no one leaves home unless

home is the mouth of a shark

you only run for the border

when you see the whole city running as well」

真誠的創作，自由的空間

「何地有方」探問身分與居所，個體的生命如何在跌蕩之間自處，因此到了問答環節，主持李薇婷就以創作者的身分追問，是否擁有更多政治自由，或是一個被肯定的個體身分，創作就會否更順利？

李智良回答問題時表示，他不認為國族身分與個體自由有必然關係，於他而言，民族主義有雙面性，民族共同體的情感可以是正面的，但同時「民族主義」往往對「國家──資本」這個以暴力維護的體制並沒有批判，甚至合理化。這個結構由資本家與統治者壟斷，因此任何政黨執政都會令所有被視為異己的群體被打壓，相較於國族身分，李智良認為作為作家的他，更重視的是社群，一個文學的社群，也是一個安全而予人自由說話的空間。

應亮亦回應指，他自小便見識到權力結構的運作，並深明集體機制的虛偽，因此渴望走到體制以外，希望尋找獨立的、私人的真實狀態。但當他走出體制，卻發現體制的邊緣同樣有著權力結構關係。昔日體制的逼迫明目張膽，反抗是出於本能，迫不得已，但在體制以外的壓迫卻是隱然不見，看似有選擇的可能，反抗的對象看似消失，但卻教人無所適從。就如蘇聯導演塔可夫斯基流亡後，卻發現資本主義社會裡受到的審查和管制更嚴重，在無法適應下，懷疑應否重回蘇聯機制內工作。應亮形容，這或許是很多流亡者的共同感受。因此當一個創作者進入新機制裡，最重要是真誠面對自己的創作，找出真正渴望到達的地方與歸屬，這就是創作者精神上最真實的部分。

以創作產生共振，連結社群

李薇婷續問兩位講者以虛構的作品來處理真實是否仍具意義，以及作品有否反過來給予創作者養份。

應亮回應指，我們從來也無法定義何謂真實，作為創作者，更重要的是尋找可能性，因為每個人看待事物的角度與眼光都不一樣。如大家今天物理上身處這場講座，心卻可能在他方，與不在此處的他人對話，這些虛構的感受卻都是真實的。因此創作者的責任，就是決定如何把一個人的真實呈現，因為每人都有別人無法想像和取代的部分，而這些就存在於他的感受和精神裡面。當這些感受開始與他人產生共振，接收者又會擁有一個專屬於他的精神上的真實，那麼這時候，意義就會不斷擴大，生成作品的內涵。

李智良則坦言自己不懂得虛構，所謂虛構或是因為童年創傷，因小時候被母親看過日記，自此便無法我手寫我心地傾吐內心想法。另一方面亦認為香港的創作空間狹窄，令他無法寫真正想寫的事，自言不懂得與「文學圈」相處，不懂得找一個舒服的位置，令他無法與大家互相交流，思想衝撞。然而這個看似唯心的問題，同時反映著權力結構問題，例如撥款制度的限制、圈子裡的權力階序等。因此他強調，藝術家跟大眾面對的境況接近，自由的代價不是指個人能承擔多少風險的選擇，而是基於整過群體能否彼此互相支持，接住每個人，由此寄望大家可以擁有互相支持的社群，儘管大環境風風雨雨，李智良卻寄望大家可找到新的團結對象，新的合作方式，令社群變得堅實。

由將日常離散的苦難變成機遇與希望，到連結同被壓迫的流亡者，兩位嘉賓強調的是不被苦難遮蓋，即使面對不知身在何方的困境，都不要為自己劃界，察視自己所在的地方或同是不幸的人。如李薇婷所説，將地方連結，才會有玩味的空間，先去認識，然後建立、連結，最終組成一個更大的社群，迷惘但不進退失據，因為在專輯《剎那的烏托邦》裡，〈何地有方〉的下一首歌曲就是〈住〉，意味最終會有可到達的地方，有可建立的物事。

（1）意指違反居留條件或因各種原因不獲發「行街紙」的人，包括一些難民身份有待核實的「免遣反聲請者」。香港特區政府多以「免遣返聲請人士」一詞，概括所有的難民、尋求庇護者、酷刑聲請者、無國籍人士及其他相關群體。

（2）香港特區政府透過非政府機構「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下稱 ISS）為在港的尋求庇護者和難民提供每月1,500港元住宿津貼、以食物卡形式發放的1,200元食物津貼，及200至400元交通津貼。以上是一名成人所得的資助，而小孩的資助通常只有以上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