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流、實地與開放，香港人未來的攻守策略——羅貴祥 X 沈旭暉「流浮身：今昔港人身份的認同及流動」講座紀錄

香港人近月總被移民、送機、簽證之類的事物圍繞，上月舉行的「香港文學季2020」講座，邀得身兼學者及作家的羅貴祥，與國際關係專家沈旭暉教授，以「流浮身：今昔港人身份的認同及流動」為題，從浮在表面的流動說到地下文化的想像，以及香港人的外向型身份認同特質，探討在地和海外港人，身處當前的歷史轉折位置，如何能讓身份認同得以保留並延續。

海盜：香港人對自由的想像

羅貴祥指出，「香港」這概念本身，一直指向流動的空間，就如香港文學所代表的身份認同，定義也沒明確規限。所謂的「本土」，往往有著液態流動性的一面，從來也非確定和僵化的東西。疫情期間，無法行旅，羅貴祥認為正好反思香港人這個社群，以及香港所代表的文化和心態。「一直以來，香港所代表的是個集體無意識，在於逃離國家政權控制的想像。正正因為在國家主權邊緣的想像，才會製造到這種未必實際存在，卻帶有象徵性和想像性的空間。」

這種對自由的想像與聯想，讓香港人從五十年代開始，對海盜形象充滿幻想。海盜組織非由強權控制，也沒強烈的中央意識形態，無須對誰效忠，羅貴祥由此說起本地傳奇海盜張保仔。「香港人為何對他有興趣，因為某程度張保仔代表著香港過去的歷史，活用自己能力找到生存空間，遊走於中西兩方左左右逢源，而香港從漁港發展成為商業城市，也是來自這種關係，因此很符合普遍香港人的想像；加上海盜本身作為一個社群，是五十年代後以難民人口為主的香港社會很大的投射縮影。香港並非永久的家園，正如海盜組織很快就會解散，不會像國家般維持得長久。」

沉潛與農夫：新時代的來臨

然而，隨著海洋的資源領域被覬覦，各國開始想方設法發展海洋力量，大海亦不再似過往般象徵自由，香港人對於海盜的想像也隨之消散，取而代之的，反而是一種農業的復興。「土地是否只用作起樓就可以呢？年輕人身體力行做農夫，說自己是農夫而非農民，也是種新的identity，自我增權之餘，也連繫世界上的大潮流，例如環保、食物安全、如何重建本土社區、強調有機耕種、食物自主。」這種廿一世紀的農夫新形象，也構成對重建社區的想像，保衛皇后碼頭、反高鐵、保衛菜園村等運動亦由此衍生。「社會運動的目的，是要改變社會關係，社會關係如何改變，首先得從自己與其他人的關係改變，參與社會運動啟發年輕一代身體力行，認為回歸生活才可真正改變社會，這種從自身出發的改變，也很甘地式。」

不過，食物自主能為城市帶來保障的同時，背後也有它的政治含義，因此無論從國家或統計者的角度，都不會贊成這種自給自足。羅貴祥認為香港進行的復耕與農村運動，背後同樣有著它們的政治想像。「農村復興的確感召不少人種植，即使並非全職農夫，也會夾份租地假日栽種，即使規模和效果微細得甚至不能維生，但對某些人來說卻有精神上的象徵性意義，從而找到新的價值和身份認同。」

談及是次講座的名稱「流浮身」，羅貴祥亦由此引申至相反方向的「沉」，沉下去、以至地下文化。「面對當前困境，如果加強對空間的想像，身份並不一定要『浮』著才可流動，『沉』的東西同樣可以流動，亦即對水底和地底的想像。」即使香港變成難再飛起的地方，嘗試沉落去，或許也能找到其他空間，他引用德勒茲「塊莖」（Rhizome）的概念：「地底的根莖網絡其實很大，暗流也是很有趣的想像。當香港作為沿海城市，政治上面臨被淹沒的危機，地下文化文學是否可以發展？從過去的歷史裡，譬如淪陷時期的香港，當時也有文學文化活動進行，我們會否從中找到啟發和資源，面對今日的處境呢？」

香港，地理以外的定義

另一位講者沈旭暉因身在台灣，只能透過視像參與是次講座，但也正好讓他從國際關係的框架，配合自己在台的親身經驗作分享。「在台灣，如何定義自己是香港人，我理解這是複合的概念，也非純粹線性的概念，很多突如其來的事情，可以將一刻濃縮至一百年。它也非被動不變的概念，每個認同也會隨著時間而改變，香港亦如是，像過去一年，無論你持甚麼立場，對香港人這個identity的認同感也急速上升。」

我們要告訴別人什麼是香港人，除了倚靠文化概念，沈旭暉認為還有功能上的概念。身在台灣處理各項事務，讓沈旭暉有不少實在感受，深感香港人在國際社會最值錢的地方是：「香港人有法律概念和框架，同時間也極度彈性，會盡量在框架邊緣搵著數，並找到最方便的方式完成個Task，這是很有趣的特色，既有法治又有彈性，在國際社會裡的某些工作尤其值錢，例如金融界supplier。現在很多國家的吸納香港人才計劃，也是看重這類identity，問題在於這些價值有多sustainable？」

當香港面對著翻天覆地的改變，不少身在海外的香港人也積極參與運動。這種突然冒起的強烈身份認同，沈旭暉形容已超出一般學術世界的理解。「網絡時代有個假設，一年的時空，可以壓縮至等同一百年所建構的identity，去年的香港就很符合這個定義。」這種急劇上升的身份認同，亦教人開始聯想到，假如香港人將來沒有了本來的地理位置，我們還有甚麼地方可以定義香港，或者覺得自己是個香港人呢？沈旭暉認為香港人的特別之處，是擁有「外向型」的身份認同，這種並非「排他性」的特質，對延續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很有幫助，而海外香港人亦必然會佔據相當位置。「Identity不是非黑即白的概念，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從來也少排他性，而是比較開放，例如你會覺得喬寶寶和河國榮是香港人。這種外向型的認同，如果吸引到其他人走進來共同分享，會更加容易長存，隨著網絡發展亦更容易有新的做法。所以在未來的時代，無論香港變成怎樣，也有重要的環節在香港土壤以外的地方進行。」

講座前夕，沈旭暉與同樣身在台灣的填詞人潘源良進行訪問。經過與居住於當地的不同港人接觸與訪談，沈旭暉都感覺到他們有種似虛似實的想法。「像幾十年前，錢穆和唐君毅來到香港，如果今時今日有些有底蘊的人來到台灣，是否也可傳承部分文化呢？可能歷史的轉折就是這樣，當很多人不約而同地進行同一行為，或許會催生到下一步，這也是值得香港人思考的下個方向。」

擁有自己生活方式的意志

香港人這種外向型的身份認同，沈旭暉認為只要好好掌握互聯網的工具，相對會較容易得以維持。羅貴祥則以海外左翼看待香港抗爭運動作為例子，強調社交媒體的本質，很視乎它如何被應用。「網絡世界裡面有很多disinformation campaign，難以進行fact check，例如海外左翼就因長期接收親中國的資訊，而對香港2019年的運動非常不認同，並將此形容為極右排外的親美帝運動。所以，倚賴social media去sustain identity，一方面可能會令它更為鞏固，但也可能會變得愈來愈rigid。當然我也希望在現實能有其他可能性，但暫時所見似乎並不容易。」

以主持身份參與講座的鄧小樺，認為社交媒體某程度的確幫助港人推廣運動，但演算法與同溫層的反映，也容易令我們趨向封閉，甚至導致內部分裂。然而，她覺得沈旭暉所說的外向型身份認同，其實早於互聯網誕生前已出現，並舉自己赴美參與「愛荷華國際寫作坊」的經歷闡釋：「世界各地三十多個作家齊集當地，據說中港台的作家因為都用中文寫作，所以每年會走得比較近，但我參與時，純粹自己覺得哪些作家得意，可以基本溝通就會熟，最friend的是德國、韓國作家，反而抗拒那種『睇死你要埋我堆』的必然性。」

當身份認同與地方割裂後，如何確保它不會被移居的地方同化，也是部份台下觀眾的憂慮。沈旭暉認為比較積極的面向，是努力變成真正的當地人，並同時打入他們的圈子，幫助建構和傳承香港的文化，而這也是不少海外港人正在進行的事情。鄧小樺則提到選擇於美國定居的張愛玲，認為她的例子很值得深思。「移居美國後，她沒怎麼與中國圈子來往，而是有原則且愛惜自己地面對美國的英文出版市場，即使晚年作品不算賣得很好，但至少在歷史上保留了值得研究的脈絡。這種不被其他人睇死要局限在特定圈子，擁有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意志，也跟香港人很相似。」

同場亦有觀眾關心講者們如何看待身份的持續性，羅貴祥覺得大環境的影響很重要，然而這並非我們所能控制，邊緣策略或是其中一種sustain identity的方法。沈旭暉則以名校作為比喻，若香港人這個identity的包裝，能夠受到廣義國際社會的尊重，大眾樂於成為其中的一分子，同樣亦有條件讓它得以sustain。變幻原是永恆，正如羅貴祥在講座裡所提及，地底的想像還有很多空間，當中變好變壞仍屬未知之數。「無論中國與西方，將來是否一定係咁呢？我自己想像的未來可能很含糊，也無法安慰到當下凌亂的心靈，但我始終相信不會一成不變。既然人類很多時候無法進行預測，不如做回我們所能做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