癲狂過後，仍否有火？—— 訪《香港電影王國：娛樂的藝術》譯者李焯桃

想來不無唏噓，香港電影業最萎頓的失落年代，偏偏是香港充斥最多影評人和電影評論的癲狂年代。網絡資訊良莠不齊，抄襲與混水摸魚的情況已不見怪，但凡新戲上映，不到兩天，網媒上盡見鋪天蓋地的評論文章，時效性更短，卻流於淺俗煲貶，變得更為即食和片面。年長一輩的資深影評人，曾任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藝術總監的李焯桃，則反其道而行，以慢火重新翻譯及增訂學者 David Bordwell 所著的《香港電影王國：娛樂的藝術》（Planet Hong Kong: Popular Cinema and the Art of Entertainment）。即食世代，難得一部翻譯與編輯工作都力臻完善的香港電影專書。

十九年後重版出來

《香港電影王國：娛樂的藝術》中譯初版於 2001 年推出，由何慧玲及李焯桃翻譯。初版面世以來，已成為不少大學電影課程的重要參考書。原因之一，是作者 David Bordwell 筆法扎實，行文雖簡，卻勝在旁徵博引，梳理仔細，短短幾句便能宏觀描述香港電影概況，從 7、80 年代的武俠片風潮一直寫到九七回歸初期，同時將電影發展脈絡延伸到香港社會的時局變遷。書中引《紐約時報》影評人的一句「All too extravagant, too gratuitously wild」，中譯為「盡皆過火、盡是癲狂」，更是經典名言。精闢八字，總結了香港電影最為璀燦的年代。

李焯桃形容 David Bordwell 是個影癡，兩人相識於 1995 年。「我在電影節工作，他專程來香港看電影節，又特別喜歡看 7、80 年代的功夫片，其實他沒主動聯絡我們，但我認識他，有看過他的著作，於是主動跟他打招呼。」兩人同聲同氣，因而結緣，李焯桃回憶指：「那一年剛上映王家衛的《重慶森林》，他非常喜歡（亦是《香港電影王國》其中一章的主要討論文本），我們還相約到過重慶大廈吃宵夜。後來出席金像獎頒獎禮，見到許多偶像，他很興奮。書中有一些照片，其實就是當時他自己拍攝的。」

成書之後，David Bordwell 依然鍾情香港電影，一再增訂篇章，將香港電影的發展年譜續寫到 2011 年，論其興衰及回歸後社會氣氛的重大轉向，終於在 2011 年推出了英文增訂版。到 2020 年，李焯桃笑言「雖然慢，但它並不過時」，增訂版的中譯本總算完成，而 David Bordwell 亦為此多寫一篇「中譯本後記」，提到香港電影人的北上進路，以及從 80 年代末延續至《十年》的社運電影風潮，某程度亦補述了 2011 年打後的香港電影生態。

翻譯與版面編排最花心力

相隔多年再出新版，李焯桃特別提到：「初版已有的開首九章，都是何慧玲的翻譯。而今次增訂版額外的第十和第十一章，談《無間道》和杜琪峯的兩個附篇，是我跟一些朋友補譯的，但亦有意保留她當年的譯法。」

雖然只是增訂版，但翻譯過程殊不簡單，看似原文對譯，實則做了許多細微的比對工作。李焯桃解釋：「原書的注釋是引用英文內容的，但其實有部份出版物是中英雙語的，或獨立出過中文及英文版的。」除了是影癡，也明顯是個編輯（執）狂，基於不想搬字過紙硬翻譯，李焯桃又重新將所有注釋修訂一次，盡量補回坊間可以找到的中文版資料。

「中英雙語的著作其實比較簡單，可能只是將英文版第 46 頁，改成中文版第 36 頁。」但還有許多更複雜的情況，譬如作者引用的文本並非用英文所寫，而是轉載在電影節印刷的英文翻譯小冊子或者文集，「作者未必知道文章本身還有其他出處，於是我就得找回原本的篇章，替他修正出處，讓讀者可以更易找到中文原文。」

考究翻譯細節以外，在版面編排亦上有心思。說著，李焯桃在案前打開英文原版的電子書，除了封面設計與原版相若，內文部分原來都費了不少功夫。由於中譯本的文字篇幅與原版不同，惟大量插圖，需要盡量貼近文字描述，於是每頁每圖都要重新編排，版面難度甚高，而且原書將電影劇照橫排，李焯桃覺得美中不足，中譯本都改作直排，「看起來比較像菲林的畫格。」他笑言，中譯本的版面編排其實比英文原版要好得多。

影評人與學院派各走兩極

在互聯網尚未流行的 2001 年，電影專書自然有它的重要性及讀者市場，但 20 年後，影評與電影專題幾乎從來不缺。出版一本撇除時效性的電影專書，價值何在？李焯桃承認，書市艱難，不只香港，外國同樣不好，譬如《香港電影王國》一書的英文增訂版，其實亦只有電子書，連外國書商都覺得沒信心。反而中譯本卻有實體書，他說：「一來香港電子書的普及情況非常差，二來，我覺得這本書對香港電影的看法很獨特，即使遲了十年八載才出版，都不會過時。」

「正如你剛才的質疑，有些文章，十年、二十年後再看，其實沒什麼意思，既不夠深入，又可能東一下西一下，有時純粹滿足個人喜好。但這本書不完全是，它不是所謂的影評人文集，而是每一章之間都有結構鋪陳，是綜合觀察，理論化的一個論述。某程度上是一篇博士論文，十年、二十年後看都可以，跟一般只是回應新近電影的影評文章、觀後感不同。」說著，他又補充：「當然，書中還有許多有趣的掌古資料，其實作為消閑讀物都很好讀。」

李焯桃認為，剛好相反的是，今日影評雖多，但關於香港電影有系統的論述式著作，從來不是很多人寫：「尤其是關於香港電影的英文著作，九七年前後出現過很多，但都只是文集，由不同作者寫不同題目。我覺得價值不高。」

話鋒一轉，他直言：「因為許多時候，都寫得太過學院派。不是完全否定學院派，有些都很有 Insight，譬如將理論用得很好，令人覺得『學到嘢』。但其實很多學院派並不是這回事，而只是硬套一些時髦理論，後現代、後結構主義啦，女性主義、殖民主義，諸如此類。只是將它們套進某幾部電影，便洋洋灑灑寫上幾萬字，對我來說意義不大，從這些電影分析得到的啟發，亦其實不多。」

李焯桃形容，今日的學院派評論與坊間的專欄影評，剛好是兩個極端。「學院派很多時都流於為做文章而做文章，寫好小的題目，卻用上大量理論、框架和專有名詞。而外面的影評文章，一般篇幅都不會很長，亦不深入。當中較好的那些評論，是因為看了大量電影，能夠做比對，通常短小精悍。」

「學院派剛好相反。」李焯桃接著說：「其實他們好少看電影。譬如寫的題目是香港電影，但香港電影都看得好少。而且他們會寫的那些，通常都是已經得到別人肯定，已經被寫過、挑選出來的經典，例如王家衛、許鞍華、杜琪峯、陳果這些，他們就可以鑽得更深，甚至很多時候為鑽而鑽。由於看過的電影太少，除了套用學術理論，對電影有所感應，獨具慧眼的情況卻非常少，反而有大量注腳、引用，證明他們看過很多人怎樣評價這部電影。但自己呢？其實除了那一大堆理論，就不是太有創見。」

「David Bordwell 都有提到，在上一版推出之後，他發現坊間有不少電影專書，但多數都是走 Hermeneutics（詮釋學）的方向，用上許多理論去解讀符號、象徵、隱喻。作者雖然都是學院派，不過他是偏向詩學的，How a film is made，能帶動什麼效果，為什麼起到這樣的效果。」他枚舉一例，譬如香港動作片有一種「停、打、停」的美學結構，而這種節奏在香港主流電影好普遍，行內人都有默契懂得這種剪接竅門，「但其實連荷里活都不懂，這就是香港電影的美學特色。他的這一種研究，是比較少見的進路，所以此書更值得翻譯。」

網絡時代，多不見得一定好

再談近年新興的網媒文化、影評人氾濫問題，本身就在傳統報章撰寫影評多年，亦曾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會長的李焯桃，認為這未必跟媒體主流從印刷變為網絡有關。「我覺得更大程度是時代不同，即是今日寫影評的那些人，心態有所改變。不是一竹篙打一船人，其實網絡都有很多寫得好的影評，但亦有很多根本談不上是影評，是未夠資格稱得上影評。」

「最多只是一些觀後感。作為影評，起碼要言之成理，合乎邏輯，以及要有一定的文字功力。」綜觀今日的影評生態，他認同風氣並不健康：「只是純粹讚好，但到底電影好在哪裡？總之我覺得好就好，不然就是不喜歡。這些主觀的看法，其實不算影評。」

「是非常矛盾的，以前沒有網絡，影評文章很難發表，門檻要高一些，意思即是有 Gatekeeper、編輯。即使某個版面公開歡迎投稿，但每期收到一百篇來稿，我只能選用三篇，整體質素一定相對較高。另一方面，以前沒那麼多姿多彩，觀眾比較珍惜看到一部好戲的機會，會慢慢靜心反覆思考，寫好一篇影評，而且你亦知道，寫好了都未必能夠發表，而是一定要寫得好，所以寫影評的態度自然端正得多，甚至未看戲已經讀過好多相關介紹和評論。今日大家多數沒有這種耐性，反正求其寫都可以發表，又好似很有滿足感，為何要花更多時間？於是很多時候就變得即食，即興寫了就算。」

同樣地，今日的觀影文化一脈相承，都講求快，卻少了沉澱。然而，求快的結果，不是讓觀眾看得更多，而是削弱了對電影的興趣。「現在就算是電影節都未必吸引到觀眾，大家會覺得，反正遲一陣都會在網上看到，或者會出碟，根本並不志在。」網上串流影視興起，漸有取代傳統觀影文化的趨勢，尤其在受到疫情影響的這一年，社交活動大減，全球電影界出現了新的趨勢，不少片商都放棄連鎖戲院，情願將電影版權先行賣給各大網上串流平台。

「其實在疫情出現之前已是如此，愈後生的一代，愈不會買飛入場，當然《天能》這些荷里活話題大作除外。但我始終覺得電影不應該在細屏幕看，你會忽略了很多細節。應該要大銀幕、漆黑、隔絕外界聲音，才是一個合適的觀影環境。」李焯桃想了一想，自覺老氣橫秋，便搖手說：「但無用啦，對年輕人都是對牛彈琴。」

影評對票房有多大幫助？

另有一個近年興起的新趨勢，不少香港片商都習慣在宣傳電影時引用或轉發影評人、明星以至 KOL 的好評，尤其是票房持續疲弱的本土電影市場，似乎累積口碑，便能夠從社交平台帶動話題，對電影的實際票房有所幫助。但李焯桃露出一副「少年你太天真了」的笑容：「從來沒這個幻想，在香港從來沒這種事情發生過。」

他認為，即使電影本身獲得某些年度獎項，對票房的幫助都未必好大，何況影評。「你說今年的《幻愛》，那可能只是男女主角本人的吸引力，多過其他因素。」轉念一想，他接著說：「香港沒有，台灣反而有。在 80 年代，台灣尚未解嚴，有所謂的『報禁』，出版和言論自由受到嚴格控制。基本上只有兩三份報紙，《中央日報》是黨媒，另外兩份《聯合報》和《中國時報》，都有國民黨背景，每份報紙的發行張數都有限制，換言之篇幅非常寶貴。剛才說香港印刷媒體都有門檻，需要篩稿，當年台灣更不用妄想有讀者投稿這回事，能夠寫的都是名家，例如白先勇。雖然報紙張數有限制，但發行量相當驚人，而普羅大眾能接收的資訊就只有那麼多，所以這些作家的言論有極大的影響力。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之下，他們寫的影評是真的可以刺激民眾的消費行為。當年的他們才是真正的 KOL 意見領袖。」

李焯桃半開玩笑說，以前香港有言論自由得多：「香港影評人根本無沒這些影響力，寫影評從來都是百花齊放，你有你讚，我有我彈。」

癲狂年代之後還有什麼

相距近 20 年後，《香港電影王國》一書得以重版增訂，惟香港這個電影王國，卻已經今非昔比 —— 初版的開首第一章，是〈盡皆過火、盡是癲狂〉，但到增訂版新篇再開，中譯頗見心思，取名為〈少許過火，不盡巔狂〉。後九七時代的香港電影就在滑坡、突圍與掙扎之中打滾，雖仍有新嘗試，但再無豐富想像力，甚至流露著「靠回憶過去輝煌的時刻，來支撐自己渡過艱難日子」的消極意識，借香港電影業的崩塌，其實一語相關，說穿了整個社會的困局。

《香港電影王國》增訂版的最後一章，則為〈千禧千戲〉及其附篇〈非常任務 —— 杜琪峯〉，主要著墨於杜琪峯及其領軍的「銀河映像」團隊。總結全書論述，從「盡皆過火、盡是癲狂」的 7、80 年代，寫到以杜琪峯、周星馳、王家衛等「巨頭」為代表的 2010 年代。「當初作者在第一版是忽略了杜琪峯的。以我估計，補回杜琪峯的部分，應該是他在十年後有意再出增訂版的真正原因。因為他覺得杜琪峯不可或缺，有著很重要的代表性。」李焯桃又言：「畢竟杜琪峯真正冒起，是 1998 年左右，相繼拍了《暗花》、《非常突然》、《真心英雄》、《暗戰》和《鎗火》等作品。此書初版在 1999 年完稿，時間上作者很難評價剛剛崛起的杜琪峯，又或者，他當時已覺得杜琪峯前途無可限量，所以不想急就章勉強去寫。」

儘管一直對香港電影充滿熱情，然而，尤其書中後半部分，字裡行間 David Bordwell 對回歸後的香港電影發展較為悲觀，據其說法，香港電影早在 90 年代開始便一直倒退，儘管一度有合拍片的資金扶持，而杜琪峯、王家衛等人仍然保持一貫水準，但整體上已無法再創高峰。李焯桃亦言：「今不如昔，沒以前那麼『好景』，整個行業在走下坡，都是事實。香港電影最輝煌的黃金時代已過去，但這是正常的，全世界有幾多個荷里活？就算荷里活都有它的低潮。」

李焯桃形容，自己用平常心看待今日的低潮：「香港這麼細的地方，曾經年產幾百部電影，已是絕無僅有的奇蹟。但花無百日紅，又怎可能一直維持下去？」卻又認為，雖說港產片正值低潮，然而低潮得來一年都有幾十部電影，「即使很多都是合拍片，但已經比不少歐洲小國多上幾倍。很多人說香港電影已死，我覺得不是，只不過我們今日需要面對更多競爭對手，例如韓國、泰國、中國大陸。這些地方過去未有發展成熟的電影工業，港產片比他們先行幾十年，但如今已被迎頭趕上。」

遺憾的是，David Bordwell 於後記提到，完成增訂版後，他的研究重心已有改變，再沒有像過去一樣緊貼香港電影發展，換言之，下個十年，亦未必再有增訂篇章。李焯桃為其解畫：「在 2011 年補寫了杜琪峯，初版的未了心願都已經完成，他不再寫，都是可以理解的。事實上，過去十年，香港電影確有獨木難支的感覺，作者都未必有意欲繼續寫下去。畢竟他對電影的興趣都不只限於港產片，當港產片陷入低潮，他的注意力自然會落在其他更有趣的題目。」他坦言，作者講得婉轉，卻其實正正反映了香港電影癲狂過後，讓人心灰意懶，吸引力不再的窘況。

「但作者還是留意到，過去十年除了杜琪峯、王家衛的作品繼續得以延續，有新一股剛冒起的社運電影，不過未成氣候。現在只是剛剛起步的萌芽階段，遠遠未能成為一種美學。」李焯桃想了想，又說：「而且仍有許多問題，例如主流戲院未必能夠上映，一般觀眾能夠接觸的途徑，可能都是社區放映。當然，這是一個新氣象，但能否壯大下去，仍然未知。」

訪問尾聲，李焯桃忽然說，雖然 David Bordwell 表面說變了心，實則仍然心繫香港，仍然有火。今年八月，當他在社交平台宣布《香港電影王國》中譯增訂版問世的同時，更呼籲讀者關心《國安法》實行後對香港的影響。「無論如何，都表達了一點聲援打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