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抑鬱症流行的時代，到底我們如何理解它？法國導演Florian Zeller今年交出三部曲的第二部《兒子可否不要走》，講述高中的兒子患有急性抑鬱，在他身邊的父母，如何應對日漸失效的溝通及倍增的煩惱。在神話經典裡，愛經常被描繪成偉大、神奇、可化解一切困難，馮曉彤認為電影把我們拉到現實世界反思——原來在疾病面前，愛也變得無能。 (閱讀更多)

捕捉香港人對自我身份的追尋，一直是張婉婷導演生涯所探究的課題，江俊豪認為《給十九歲的我》既有記錄片的紀實，更有劇情片的神韻。電影主軸放在六位千禧年出生的女孩，在英華遷校時期的十年成長故事。拍過大歷史和小人物的張婉婷，不願放棄的，正是這群走進歲月裡的青年人。 (閱讀更多)

這幾年，社會運動同疫情掀起對於一波「離散潮」的討論，無論是《飯戲攻心》定是《闔家辣》，內容都是圍繞聚與離，「不論地理上處於甚麼地方，只要人喺邊，屋企就喺邊」。偏偏只有《正義迴廊》，透過法律電影的題材，點出對這刻香港最重要的叩問：面對最嚴重的創傷，一個個體，乃至一個社會，可以又應該如何？ (閱讀更多)

《窄路微塵》早前於金馬入圍提名男主角、女主角、並奪得原創電影音樂獎項。以一小製作的電影來說，成績令人鼓舞。《窄路微塵》沒有高超的電影技巧、戲劇化的情節或者華麗的視覺效果，是相當平實的都市小人物電影。但暗藏背後的暗示卻耐人尋味。 (閱讀更多)

看完張婉婷導演的細膩之作《給十九歲的我》，回想起小時第一志願是英華女學校，因小學呈分試失手，最終考入第三志願，同樣穿長藍色長衫的母校。若然沒有考試失利，也就不會在這個冬夜，跟一位當年一起搞罷課的中學同學入場流淚。我們是九七年出生的，是最後一代擁有 BNO 的港英餘孽，與片中六位千禧女生只差三年，一二年反國教、一四年雨傘運動、直至一九年畢業時碰上反修例，因此看著她們一步步長大，也有重新檢視自己青春與我城歷史的感覺。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