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書的散文或情書——評鄧小樺《恍惚書》

今年盛夏，小樺新作《恍惚書》在台灣時報出版，封面是鮮豔的鮭紅，加上海軍藍的腰封，很是搶眼，也令人忍不住翻開看一看。事情前我沒有刻意去看介紹，根據我對小樺的瞭解，已知道這是一本散文集，台灣作家胡晴舫在推薦語寫道：這是一本「寫給『書』的情書」。印象中，小樺出版上一本散本集《若無其事》，已是多年前的事了，那本散文集的內容還算比較個人化，有穿插於學術和生活之間的思考，有關於現實與想像之間的界限，有成長的回憶，也有一些比較實驗性的散文，語調有時帶有書院氣，有時帶有未經琢磨的少年氣。《恍惚書》則不同，書中所議所談的，全都與書有關，語調也變得沉穩、持重，書中不乏時評或報告式的文章，內容為書展、書業軼聞、略談新舊書藉等，實用性很強，敍事較《若無其事》少。

所以就一本談書的文集而言，我會擔心讀者有未必太大反應，原因不外乎是因為內容有業務或技術成份，或者看來不涉日常的物事。有時我們會看見國內或台灣有人翻譯或撰寫一些關於書店的文集，通常賣點都在於借書店這種場景說故事，不管是自己的抑或他人的故事，總之書店就是一個會產生奇人奇事的空間。我們不應該太執迷於這份迷思，反而應該認真思考一下：看書、賣書，以及種種關於書籍的活動，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只有認識、思考書的產生，我們才能明白一本書，以及其中盛載的文字，為甚麼會變成我們閱讀時的模樣。這就是我覺得為何《恍惚書》值得一讀的理由了。

說來我們之所以喜歡看書，除了宗教經典或涉及實質需要的原因外，就是因為它記載了現實生活的種種，或開拓我們的想像力。想像力不一定要天馬行空，據說近幾年來在香港公共圖書館以讀者借閱量所作的統計排行榜中，旅遊書竟然高踞榜首。我相信，不少香港讀者對遊歷外國的憧憬應比準備旅遊的實質需要更大。這反映出，雖然大部份旅遊書不是文學作品，但在為香港讀者提供心靈慰藉這方面，與文學的作用是差不多的。

香港人經常說，香港是文化沙漠，香港人不看書，在香港做出版無法養家，這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了，但還是有人做出版。他們以為，既然這只是片藍海市場，那麼我們只要低端一點，做些內容通俗的、印刷成本低的書籍，薄利多銷，大概也不會虧本吧！殊不知這些以量產、通俗是尚的圖書，亦一樣變成廢紙，加上這行頭本身就很微利，即使有官方資助的大型機構，亦不得不面對高昂的租金、工資，卻苦於微薄的收益，而在生存綫上掙扎。香港書展已久被詬病為一散貨場，然而我們還是可以看到，香港人對閱讀的需要極其殷切，在日常生活裡甚至離不開書本。

很多時候，我們總是把書本與生活割裂開來，我們聽慣一種論調，說書本裡都是理論，而理論來自日常生活的實踐，而日常生活瞬息萬變，當生活知識被寫成書，知識會脫離變化多端的生活，成為化石。這種說法不能被否定，然而生活也會淘汰一些同樣具價值，卻隨歲月被遺忘的知識。書本的作用，正正就在於保留這份貴重的財產。

不過，有一種人，他們和一般讀者不同，一般讀者只求從書本獲得了知識，或者享受過了閱讀小說、文集的過程，得魚忘筌過後，就把書本拋開了，他們卻把書本當成收藏般小心保存。這種姑名為「書癡」的讀者，與有錢人收藏古本名書以突顯品味是不同的，他們對書本的內容與物質同樣著狂。在香港這裡來說，小樺算是這樣一種讀者，她在自己的文章裡，常訴說自己與一些書籍的緣份，那不僅是對書本作者的見解五體投地，而是每本她所珍重的書與「書主」都曾經歷盡滄桑，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這恐怕是對馬克思說的「商品拜物教」發揮得最淋漓盡致的表現了。這些經驗甚至還包括把一本書買兩次。小樺在書中坦言，買書太多的人，其中一個沮喪是，發現家中有重複的書，這恐怕已是很多書癡的共同經歷了。

書癡與書交往，亦與書店交往，因為書癡與書的關係不止這主體與客體的關係，還有兩者發生「關係」的時空：窗邊一扇陽光，照灑在暗角的書架上，讀者緩緩搜索書脊上若隱若現的書名，在剎那間的驚訝下，書緣就這樣形成，正如蘇格拉底會說的，哲學（愛智）形成於驚異。這瞬間的驚異對於我們這些追逐生活的香港中青年來說，確實就是一種無上的奢侈。然而香港書業之所以艱難，除了一直「文化沙漠化」的經濟因素外，政治箝制恐怕是更重大的原因。自傘運以來，涉及相關題材的書都被封殺，銅鑼灣書店事件，還有以賣政情書作招徠的書店被警告一事，更加說明了，當權者一定會全力封殺這些販賣揭祕式書籍的書業中人。

當然，有人被抓，就有人轉圈子，透過賣食品、手作工藝品來維持書店營業額，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我們都認識的台灣誠品集團，可是誠品也是大集團，小店根本無法仿傚。小樺曾經在誠品工作，她提及「誠品」這種做法說：「書店求存變化，無可厚非，只是心痛……」寥寥數語，恐怕心情遠遠複雜得多。但如果賣書不賺錢的話，那誠品為甚麼在香港仍要賣書呢？大家會說，這是誠品為人所熟悉的一個招牌，這樣說是對的，但不啻於以自己的大招牌，壓迫那些艱苦地只賣書的本地小書店，而在台灣那邊廂，有一位退休董事長以「社會企業」形式開設了「益品書店」，以免費飲料，廿四小時營業作招徠，結果亦招來同行書業的批評。這帶來一個「賺錢不賣書」抑或「賣書不賺書」的問題，在小樺看來，如此提供免費的東西，正是大書店以小書店承擔代價的表現。而在香港，我們所見的書業操作，恐怕是擴展到意識形態方面。我們正面對主權（如聯合書刊物流集團）對個體的箝制，也面對主權所操控的大集團對小店的壓迫。書本，既是生活中的避難所，象牙塔，也是政治打壓和商業壟斷的場所。

小樺也寫道，台灣近年來興起獨立書店這一名堂，標榜不走連鎖式集團經營路線，但接受政府補助：然而在香港，從來只有樓上書店，這當然是因為租金問題，但也是與香港政府素來箝制書刊言論，書店與建制保持一定距離有關。這又關係到存亡與自由的問題，如果有一天，香港政府推出樓上書店資助計劃，只要樓上書店經營艱困，都可以向政府申請資助。那麼樓上書店是否應該接受資助，或千方百計符合政府的門檻，例如賣更多銷暢書，就像當年商場小店舖必須接受領匯的門檻一樣嗎？但如果不接受資助，書店營生會越來越艱難，而且親建制人士可以製作杯葛該書店的文宣。這種兩難困境會否比銅鑼灣書店事件更恐怖？

《恍惚書》是一部評述書業和自身買書、讀書及藏書經歷的文集，在評述書業現象、軼聞的時候，作者似一種旁觀者的客觀角度來評述，談及自身經歷的時候，就顯露她所喜愛的文學作品和理論書籍，不過語氣仍是從容的。有時候，我們都會忽略一個問題：散文語調的定位應該如何？按理說，它是作者最放鬆，最暢所欲言的時刻，所以應該用最個人的語言，但又不用像詩歌一樣去修飾或推敲：但散文又是寫大眾讀者的，必須追求明晰的表述和在地的討論。過去也有其他作家談論書店或買書的經驗，陳智德的《地文誌》裡面有一半是關於他留連二樓書店的經驗，然而在《地文誌》其他講述香港地方的篇幅中，作者都會援引自己的詩作，以表現他在地區生活經驗中的感性體會，在關於書店的篇幅中，卻較少援引詩作（或者陳智德很少以這類題材入詩），而《恍惚書》也是以散文正正經經地討論書和書店的。如果胡晴舫是真的話，那麼情書應該含有不少個人化的語言，就像詩一樣才是的，可是《恍惚書》卻一點也不像情書。

現象學家梅洛—龐蒂晚年寫了一本著作，名為《世界的散文》，當中有一篇名為〈純粹語言的幻象〉，似乎是要戮破現象學創始人胡塞爾對「純粹語言」的執著，借討論「散文」提出他對語言的概念。而在德國那邊，海德格也探討語言，但以詩作為探討語言的對象，而不是散文。梅洛—龐蒂說，語言是以各種含義的符號串連一起的表達，平庸散文與報告一樣，屬於「被言說的語言」，而開創新語言的小說則屬於「言說著的語言」。話雖如此，我們表達的時候，也是在溝通和交流，而散文本身作為一種中介，一種交流手段，在討論問題的時候也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這樣說似乎很吊詭，書是一種傳達知識、訊息、情感、想像力，甚至對語言實施再創造的中介，而散文本身也是一種討論問題的中介，關於書的散文，則無異討論一種中介的中介，正如為關於書的文集寫一篇書評或介紹，亦無異於討論「討論一種中介的中介」的中介。那麼為何必須以一部文集來說書呢？因為關於書的經驗並不純粹，它夾雜了學術知識、個人情感，也有商業行銷和心理分析。關於書店的經驗和體會，都離不開人與人的接觸，因為讀者不是躲在象牙塔內，而是要與店主溝通，也接觸形形色色的讀者，這樣，講述書店經驗的語言就不再純粹，而是豐富、駁雜。

目前我們生活在透過電子媒體傳達資訊的社會，印刷品的價值正在消亡，很難想像報童在大街上派發報紙的情景了，因為大家都用電子媒體接收或分享即時資訊。紙本書之所以並未消亡，是因為在把書本當成消費品和精神食糧的讀者大眾心裡，電子書仍未能完全取代紙本書的地位，我們仍然相信信紙本有某些「實在」的價值，即使只是手稿或油畫的影印本，也能予讀者一種「共在感」。我們也發現，讀者之間對於紙本書的討論，必會比他們對一篇推特短評或連登post的討論更持久，因為紙本的文字往往久經斟酌而成，更耐得住時間的考驗。

所以，如果我們說，紙頁的明亮度，和字行的間隔等因素，會成為今日我們堅持紙本書的一些理由的話，那是捨本逐末的。即使小樺在書中亦嘗斷言，書以後會變成屬於少數人之物，只屬於少數有錢人，而大部份普人則上網亂看資訊，無法避開廣告（這對大多年身無分文的讀書人來說，都是一個極有可能成真的噩夢）：然而我們現在更經常碰到的現象是，紙本書很快就落入二手書店成為故紙堆，就像今日看過的報紙在明天已經沒有價值。所以書更應該著重內容的縱深。這時候，我們實在需要一本由書癡讀者寫給「書」的文集，這不單是一部「情感之書」，更是一種「憂鬱的寫作」。這是我對於《恍惚書》之所以被稱作「情書」的一種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