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起雲湧,冷眼觀世——像金宇澄那樣回望

書評 | by  黃潤宇 | 2019-02-21

每次返鄉,見電視機裡播放的無非是抗日、間諜、地道戰(還有著名鏡頭——手榴彈打飛機),狗血淋漓的偽歷史劇讓人看了不僅雞皮大作,更懷疑起自己的歷史認知來。究竟看慣了這些自瀆式的「歷史」片段,到底大家還有多少勇氣,可以有意識地、莊重地做出這個動作——回望?

是的,一次莊重的回望著實不簡單,對小說家而言艱巨尤其(如此龐大一個故事擱在眼前,卻要忍手不碰,只能觀望歷史,誰忍得住呢?)在《繁花》中,金宇澄勾勒雕琢出上海的四十年聲色犬馬,如今來個風格大逆轉,用冷靜克制的筆法繪製家族歷史圖譜,更不時產生意外延宕——讓歷史復活,而不是操作歷史。


大時代裡,人人都是「全息」樣本

《回望》第一版發佈於2017年,次年即由台灣新經典文化再版,這一回推薦人名單有王德威、阿城、毛尖、張大春、詹宏志等等,重磅足可現。

全書結構其實很簡單:前半本以第三人稱敘述父親程維德的神秘職業經歷,后半本則變為母親口述,以第一人稱進行。兩人共同呈現的,是從民國時期到文革前的種種生態。在媒體訪問中,金宇澄曾提到過觸動他寫下這本書的直接原因:曾為中共情報員的父親過世後,母親把一疊封存已久的信件交由他處理。而當讀到父親與摯友馬希仁的信件往來時,作者為兩人在動蕩年代中產生複雜卻又單純的友誼深深觸動。

動機明確,過程不容易,要爬疏歷史還要為讀者辟路,更難。

在全書開頭,貼心的金宇澄製作了一張年表(由於當中細節較多,還要拉開三摺攤平了看,頗有讀史書古籍的錯覺)。時間線始於1919(父親出生、五四運動),終於1966(文革爆發前夕),打橫又分為三行,分別顯示時代大事記、父親程維德與母親姚雲的個人往事。有趣的是從1945年開始,原本獨立的三條時間線,由於父母親的相識而產生交疊,而在圖標上顯示出了重合的部份。這裡大張旗鼓地講這一頁紙,只因讀畢全書再回過來看看,竟能感受到作者的「簡化歷史」時的波動心情。

而年表中父母共同經歷的事件,到正文中卻分開處理,以前後比讀的方法,提升了時間的維度。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對父親程維德二次入獄的記錄:二十三歲時,程維德受佐爾格案[1] 影響第一次入獄、判刑七年,但想不到中共建國之後,他竟又因上次刑訊期間的片段供詞遭控變節,再度秘密被捕——

父親版本(第122頁):「在漫長的申訴過程中,他已清晰地意識到——即使再如何申訴,也未必能有『實事求是』的結果,只能接受並且賡續下去。」

母親版本(第319頁):「【日記】『不知要持續多久?他無影無蹤,總該有個結果吧。還能有見面的一天嗎?兩年還是三年,心中要有個盼頭啊……』十二月某日,母親收到了給維德送冬衣的通知,才與維德的老友鄭巴奮到了南市車站監獄,把冬衣送給面無表情的門衛。」

兩種截然不同的視角,近兩百頁的跨度,為這個本身就很離奇的歷史事件,增添了不少想象空間。在讀的時候,我還意外地把金宇澄聯想為《三體》中的軍人章北海——後者為保存人類文明而「叛逃」,當站在遠離地球的透明太空艙中,忽然想到宇宙就是無限重複、一架承載了微量人類文明的飛船所帶有的全息特性。那麼金宇澄的寫作,就是將程維德與姚雲作為歷史基因的全息樣本,帶到不可知的未來去。


親密的障礙,要用克制填補

其實選定父母為主線人物,是一個大膽挑戰——要曉得從父母口中挖出一些歷史猛料有多麼艱難!多年來對身份一直緘默其口的情報員父親,到了晚年才鬆口講述當年事,寫書時父親已不在世,好在有信件日記可從旁補充;而母親對兒子講述私人記憶,很難沒有保留,是可謂親密造成最大的障礙。如何擇取和描述才能不失妥當,對作者而言是極大考驗。

金宇澄的做法,是盡可能用多元的材料,代替一己贅述。

又以寫父親第二次入獄為例,在這一節中,不僅引用了當年的供詞對答、父親的N次申訴報告、黨內文獻,還有董少東的報導〈 紅色諜王〉,以及看似八竿子打不著邊的羅蘭巴特的《明室》。「自己不能證實自己,這是語言的不幸。」簡單一句引用就非常到位,但若是變成「父親在獄中踱步,想著無法證明自己的痛苦,感到失語……」雖然很有畫面感,滿足了讀者的偷窺慾,但始終產生於想像,非常失真。

台版序言中,金宇澄也自己揭示了這一層用意:「非虛構的方式,應該是更接近真實的一種意願,你有了一系列的真材實料,即使有所缺失,也會讓你有聚集更多材料的衝動,材料會刺激更多的材料,是非虛構的良性路線。」這種呈現原材料的方式,讓行文更加冷靜克制。

聯想到這幾年很紅的兩本口述歷史文學——梁鴻的《中國在梁莊》及《出梁莊記》。梁鴻寫時下的家鄉人事,遷徙變化,其中涉及人物大多未必親密,或也因此添加了不少個人判斷,或因其學者身份,更傾向於將搜羅起來的人事物納入理論框架操作,跟《回望》是全然不同的兩種寫法。在呈現歷史的角度,我則更傾向於後者的處理方式,言不盡而意有餘。


衣裳、家具、遺跡:非虛構式感動

而《回望》究竟是一本文學書,雖然作者多以平鋪直敘的方法處理事件,文學功力卻都在物件的細節記憶中滲透出來。

從開篇寫父親在蘇州買的「一個邊沿和四角透雕梅花的舊圓桌、一個舊柚木小圓檯」,到1951年父母結婚後,祖母遷來上海時帶的「大小清代碗盞、做工精良的舊式米桶、大小腳盆、裝糕餅點心的一堆古錫樽、一座光華小石臼……」,都可見作者「戀物癖」式的執著。記憶中的銅鈴低音、祖母早晚念佛的聲音,還有她縫製的腳底有七彩祥雲和兩朵並蒂蓮花的繡花壽鞋。而諸此種種,卻同時與父親被捕罹禍的時間契合。這些物料記憶的堆砌,也造成一種效果:那是一段歷史進行得飛快、讓人反應不過來的時代,只有回頭拼湊,才能從一點端倪中咂摸出難受的滋味,明曉了平行時空中殘忍與美好皆不可阻遏。

建國之後,上海的市井風貌則出現了很大的變化,母親姚雲身上出現了「戎裝、蘇式大檐帽」、電車司機則穿著棕色的舊衫,共產美學開始了。但父親仍保持著對美的事物的執著,他買「英式藍花瓷盆、白瓷大茶壺、糖缸、日式套盒、宣德爐」,還為家中添置「一張紅木舊床,四把雕花法式沙發椅、一個法式長沙發、一張柚木圓桌、另一張是桌圍和四腿透雕梅花的大圓桌……」而這些美好的事物都在文革中消失,只在照片中永遠留了下來,整本書也完結在1966年——這之後,新的風暴來了。

《回望》停留在文革前,而那些美好事物最終消失的命運,也影射了之後人的命運。關於文革,只有在全書最開頭有一段小插曲,講的是父親在文革結束後,前去一個「失物招領大會」試圖領取被抄走的書。由於人數眾多、沒有行政手續,最後發現沒可能找回自己的東西,只能隨便選取三樣物件,而他選擇了一本英漢詞典。回家後發現書的扉頁上有一段留言,於是他想:這留言的人現在還在嗎?他到底發生過什麼呢?愈想愈是悲從中來。

「這一截昔時光影的『積蘚殘碑』,複雜文獻漫漶凝結,時顯時隱,於當事者言,仍如海上冰山那樣觸目,那樣無法忘懷……」用漂亮的字寫殘酷的事,殘酷加倍,一如悲劇就是把美好的事物毀滅給人看。《回望》的最後留白或許是在預示:殘酷無止境。



注[1]:1941年10月,身為蘇聯間諜的德國人佐爾格諜報網暴露,在東京遭逮捕,其後在嚴刑拷問中承認間諜身份,於1944年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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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潤宇

《無形》編輯。青年寫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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