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之書：繞道與痕跡——評李嘉儀散文集《曝光》

我想肯定，動作與書寫不是虛妄的， [......] ，即使到了最後，我們得不到救贖， [......] ，因為這是我們的曝光。

——李嘉儀〈曝光〉

李嘉儀近來出版散文集《曝光》，在文友之間頗受討論讚賞。嘉儀本是寫作的多面手，在詩、散文、小說等題材上俱有佳作，見於不同平台，一直以其近乎攝人的敏銳、深澀與敬虔，獲得讀者喜愛。《曝光》是她的第一本書，選擇出版散文集，並至少出乎我所意料的寫得簡單、清煉與溫柔，此中大概自有深意。要嘗試為《曝光》定性，謝曉虹在推薦語中寫道：「這是一本救贖之書。」我或會說，比起救贖，這其實更接近是見證之書。這是因為讀畢全書，我情願這樣去理解：她所錄寫在這裡的，統統無關救贖的實體，而僅是一份向自己交代，同時可向人說明的見證。

就我所知，嘉儀是基督徒。那麼在基督宗教語境裡，甚麼是見證？在耶穌降世為人，道成肉身為他的父作證之同時，吩咐門徒所要行的誡命，就是為神自己的將臨作見證，因為他們親身經歷過可以確信的救贖時刻。然而，尤其在當時耶穌被判處為政治犯，送上最恥辱的刑具上受死，門徒們各自離散，為主作見證其實並非看起來那麼大義凜然的事情，更不是現在主流教會很習慣那種茶餘飯後的見證分享，而是隱密的、蒙羞的，最令人可笑的事情。因此，使徒保羅才會這樣說：「我不以福音為恥」，就是那些在世人所看為恥辱與無知的事情，他要以此為標竿，要在徹底坦承自己的軟弱之中，見證神的聖潔與大能，亦即為救贖作見證。

唯獨是，見證必須抵達最遠的他方。耶穌升天前的最後一句話，是這樣說的：「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這並非純粹的虛耗或出於某種世界主義的野心，而是耶穌應許在見證之途上，持續地建立門徒的靈性生命。也就是說，唯有遠行、繞道，直至「為一切人，成為一切」，才能體會這份見證的真實。在這個意義上，《曝光》即是見證之書。這於是也不難理解，為何書中八篇全是旅行遊記，是離香港經驗最遙遠、看似最不相關的彼方，這一切是嘉儀要為將臨的救贖作見證的自我說服：「通過回述來橫越自己」。這其實也可被演繹成，對文學本身的某種後現代手勢：唯有藉由繞道，才得以乍見道之痕跡。

於是《曝光》首先體現出來的，其實是繞道在外的「旅情」精神。作者書寫其走訪拉斯維加斯、溫哥華、維多利亞島與泰國的經歷，彷彿是一再抽離己身，投入另個陌異他方的風景，只為重新觀照、整理、洗練、撿拾並說明，那個本就破碎不堪、深受困惑的自己，猶如光之折射的差異與重複。不忘柄谷行人的斷言：「風景乃是被無視『外部』的人發現的。」畢竟一場場的書寫下來，為的純粹是展現作者對他方的興趣嗎？《曝光》是關於這些他方的旅遊指南嗎？並不。《曝光》所曝光的，僅是作者的內心，除此無他。嘉儀這樣寫道：「被我們稱之為『風景』的這種平凡東西，是一個巨大且不能擊倒的存在：它包攬了我們所有的細節與污垢，與我們的言說緊緊糾纏在一起。」也就是說，繞道外部而得見的風景，因而成為了作者內心最珍視的某份憑據，足以支撐其言說下去、寫作下去和存活下去的憑據。

換句話說，其實作者遊歷何處，畢竟並不那麼重要。這些被錄寫的他方，只是作者為了達到「旅情」境界而在因緣際遇之下，碰巧外借的中域（milieu）。這種結構一再出現，比如〈曝光〉的天窗、〈橫越〉的公路、〈後台〉的公園燈塔、〈木屋〉的泰國女人們、〈每當你看見渡鴉飛過〉的渡鴉和女孩、〈鳥體〉的煙火、〈賭城散步〉的車外遊民、〈她〉的姐姐與姐夫的臉容，全是作者書寫繞道的中域，是語詞非此不可地經受橫越的唯物性，最後只能曝現而成一段段模糊、消散，同時深蝕的，難以辨清意義的光度——「曝光」，這是我所理解書名的意義。尤其〈曝光〉中一再強調的「滯漫的時間流」、「時間與光度上的錯開感」，這種光度乃是某種「追尋逝去時光」的綿延（la durée）的光度，即時間被寫作還原成了摺疊在此刻的內在性，更具體來說，大概就等同作者提到的杉本博司攝影技術。於是，她得以如此寫出：「彷彿我只要站在那裡，就不會有所損毀，是一片我恆久珍愛的光之風景。」

訪李嘉儀《曝光》：透過文字來攝影，直面回憶的療癒術

至於，在這樣的「光之風景」之中，嘉儀呈現了怎樣的，讓她足以相信能向自己交代，同時可向讀者說明的覺悟？要回應這問題，我認為〈鳥體〉是表現的比較具體的其中一篇。〈鳥體〉寫到作者在七月一日這個對香港人而言的特別日子，到訪維多利亞島，而那恰巧就是加拿大的國慶日。當煙火綻放，全城紛紛高歌，作者卻將自己托印成了局外人、異鄉人，托印成了他者。然而弔詭的是，這麼個他者在對其而言的他國慶典中，才得以釋放那鄭重其事的懷念與哀悼，如陷飛鳥般的幻想，溢出其疲憊的身軀，最後又落成自己所親手撿拾的情感殘屍。藉由這片風景之光的流轉，彼此折射、承接，抵達與離逝，作者彷彿就從原先的解離之中，重新尋回自己。

而也許顯得過於嚴格了——我的問題是，當嘉儀寫道：「將屬於自己的光轉化成文字，轉化成每一個書寫手勢」，究竟是書寫其中的「我」是光的中介，抑或「我」以光為書寫的中介？所謂「大寫的書」（le Livre），畢竟成事在於文學可期的終末（telos）嗎？更具體而言，這個問題其實可以是：《曝光》這本書，對作者本人而言，真正地完成了的是甚麼？最表層的，也可能即最深邃的是，她期望這樣的書寫所能給予自己的，是最低限度的理直氣壯：「因為我們是存活下來的人，所以我們可以言說，可以沉默；所以我們可以瘋言瘋語，可以歌唱。」也就是說，最低限度的，對於倖存者書寫的無上肯定。

在光之中，一旦察覺自身從往日的創傷，甚至他人之死中走了過來，一切真正深刻的書寫，都只能是倖存者書寫。這裡牽涉的，不單是、甚至完全不是文學技巧的問題，而是倫理學的問題，是政治學的問題。假如「我」是被這光所拯救過來的，「我」能因為見證之故，一再重述那些創傷嗎？如同嘉儀的自我拷問：「我們是否具備資格，可以在現在與未來挪用回憶的言說，來覆蓋往昔回憶發出的聲音？」在《曝光》中，嘉儀小心地給出的答案，是肯定的——她畢竟只是寫出自己內在的風景，似乎與人無尤。有趣的是，在八篇散文之間穿插了一些閱讀筆記，其中一篇提到普利摩．李維對自己施加「有用的暴力」的觀點，將從「最無助的人」到作者，再轉到讀者的傳導過程，交付予一塊象徵的布簾，以抵抗徹底的非人化。這實是值得更多深思的文學的生命政治問題，卻是在八篇散文之外，才被點明來說——或許亦是另種繞道，德希達所說的「痕跡的痕跡」？

但是這種似乎過於簡樸的自我肯定，到全書的末篇〈她〉，畢竟被重新提出，並動搖。〈她〉寫到寫作者到拉斯維加斯探望姐姐與姐夫，在姐姐駕車送她到家的途上，反覆回想起從小被姐姐欺負的細節。此篇最後寫到許多年後，仍然態度冷傲的姐姐對作者說：「不要寫我」，而作者答應了：「放心，我甚麼都不會寫的。」結果，是在同一刻，她心裡就升起了非寫不可的欲望，當然，即成就了〈她〉這篇。這是向姐姐的復仇嗎？抑或單方面的和解？還是告訴自己，能夠寫出來，大概就能跨越創傷？作者並無正面回答，而這樣收尾：「在某種意義下，我很像妳，甚至在行文之間變成了妳，擁有一個施暴者與獨裁者的模樣。」這是否某種在書的「臨終」時刻裡，為了寫作行為本身的認罪？

假如是這樣，出版這些寫作的唯一原因，只能夠是作者相信這樣的認罪——如此羞恥，但堅持不以為恥的見證——能夠成就往日創傷的和解，同時指向某個可期而未至的救贖。《曝光》的寫作於是被鑲嵌為從本雅明到鄂蘭的政治神學命題，即假如能夠衷心認為自己成為了從前人的彌賽亞，這份對於他人說出「你曾經透過詞組抵達了我」之未來的「預先允諾此刻」的確信，究竟從何以來？亦即是說，《曝光》若被讀成見證之書，這份見證的基體是甚麼？回到基督宗教的理解，我認為見證的基體就是基督的死，是神性放棄的瞬間，自願投入被父所「離棄」、一無所有的深淵——當然，也包括基督的復活。而若《聖經》不寫基督的死，它就將會毫無意義，耶穌登山在門徒面前神顯綻光，亦不過是虛妄笨拙的自欺。

身為書寫者，且僅從象徵意義來說，若有所以虔信的基督，究竟是基督受死這一事件作為起源（Ursprung），還是後來聖徒們談起基督復活時，顯在臉容上那種複雜斑駁之光度？我認為嘉儀，至少在《曝光》裡所呈現的，更傾向於後者。只因起源，原是最蠻荒、最可怖的神蹟；而《曝光》所趨之沐浴的，乃是約旦河的施浸之水，甚或是聖徒的眼淚，而非吞滅世界，而仍有神之應許與奧秘運行其中的遠古洪水。也許嘉儀自有察覺：「每當我們開始言說『往昔』，便能真正意識到：不管如何，人類無法終止時間，也無法切斷時間的痕跡。這是一種對人類的詛咒，也是創作者賴以維生的恩寵。」背負著劫後餘生的詛咒與恩寵，在如此的「見證之書」其後，有無可能進一步接觸到、並成為事件（événement），或至少劃出更生動、更差異化的痕跡？

費爾曼指出作為見證（testimony）的文學書寫，注定是種述行寫作，是穿透他者而折返的孤獨任務。這讓我想起嘉儀另一篇沒有收在《曝光》的作品篇名，引用自《聖經．約伯記》的句子：「唯有我一人逃脫，來報信給你。」但是，這種「報信」所真正見證得了的，畢竟是從前人（甚或包括作者自己）的創傷與和解嗎？如德希達認為，文學更應該是對一般理解之見證的解構，要指向的並非「我因此得救」的肯定式和完成式，而是始終挖掘並曝現各種無以驗證之真實（le réel）作為見證，甘心招弄虛構性的纏繞、延異與永不抵達——也唯獨如此，生者與死者之間的協議才不是述行的，而是秘密的，一種純粹閉合、同時向上敞開的名為「文學空間」（l’espace littéraire）的體驗。

言叔夏的序文寫得最為精準、敏銳，且也溫柔，她指出《曝光》某程度上其實就具現了社會運動創傷發生其後的「精神後遺狀態」，從而寫出了「所有物體長曝的軌跡」，而這種曝光畢竟可以為繼，因此，她願意「祝福這本書裡的一切，永遠有明天。」也就是說，這本書在該意義上，成功地作為了後來寫作的前提。在後記〈寫作的祭品〉中，嘉儀花了出奇長的篇幅解釋書中的人稱調度，乍看是「我—你」（I-Thou）關係的複寫思索，但事實不然。正因這是散文，如她寫道的是「救贖『我的救贖』的存在」，對作者來說只是救贖的前提，其所回應、所真正完成的，全不過是那個曾被掩埋的「我」（而不是「他」），是作者對於自身所經歷時光的某種敘述治療；也唯有如此解釋，「你」才心安理得地被換回成為「我」的祭品。於焉，身為「失敗的賦予者」、「失格的無言者」寫作下去，書寫者仍須投放更長等待與思考的是，有沒有可能在困頓的餘生裡，習得這樣的自我說服：在最彼遠之所在留下痕跡，只為證明自己，從未真正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