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學習年代──讀董啟章隨筆集《非常讀》

就我自己的觀察及經歷而言，我發現每一個有興趣棲身文學的人，都必然經過一個頗為尷尬的交接點──你大可以稱之為我們常說的「樽頸」，而這個樽頸位是兩種境界的分水嶺──起初是一個懵懂無知的學習年代，靠著課堂上老師的幾篇課文，自己在學校圖書館囫圇了幾本小說，便有了一種自以為才氣逼人的迷思，慢慢就攀上了「愚昧之峰」，到了峰頂才發現世界太大，無處容身，便遁入了一個虛無的境地。部分人在此時就會放棄，而亦有些人知道了自己的不足，開始勤加閱讀，反而有一兩篇作品這此時會不經意的潛入到這些人的生命之中，然後他們便學習這些作品，慢慢就會發展出自己的風格，開始苦海慈航。

不知是幸還是不幸，當我處於這個達克效應的最低潮時，我遇到的作品竟然是董啟章的小說，自此我便開始了一段頗為長時間的模倣及學習，而在過程中我只肯定了兩件事，其一是自己寫作能力的不足，其二就是董啟章的小說是絕對不易學，原因就是在於閱讀量的極度懸殊──每一篇小說實際上都包含著極大數量的互文及徵引，彷彿每一部小說都是「總目提要」，而這些總目裡所提的「文本」，全都是建基於董啟章自己本人的經歷所至。

不得不留意的是，我在這裡用的詞語是「文本」，而非「書本」，原因顯而易見 ：董啟章作為一個多元的小說家，他的寫作養份來自諸多不同媒介：書本、話劇、漫畫、遊戲、自己的家庭云云，因此每一部作品，都會為讀者帶來一種百科全書式的感覺，這種風格在最近期的小說《香港字：遲到一百五十年的情書》可見一斑──書中最後五頁參考書目，數量及嚴謹程度都足夠匹敵學術論文。

而最新出版的《非常讀》，是自2011年《在世界中寫作，為世界而寫》之後又一部隨筆結集，亦是一個讓我們進入董啟章閱讀世界的嶄新機會，此書收錄了《明報周刊》專欄「Ghost on the Shell」的部分文章，以及一些為其他作家所撰之序。最為重要的是，此書收錄的部分內容正正就是董啟章先生於網上節目「已讀不回book channel」中所提到的文本，而在對讀之下，便為我們帶來了認識董啟章的另一個面向──作為一個曾經被稱為「嚴肅文學之中，最嚴肅、非常嚴肅的人」，在談到有關文本的時候，竟然會抱著Wolfson與必必，以最為戲謔的角度，講述許多對於文本的新見，這恐怕是眾多書迷所始料不及，卻又異常受落。

董啟章這種新見並非單純的異想天開，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提煉，如在〈《莊子》是笑話集？〉提到了一個大逆不道的命題：《莊子》與《巨人傳》、《十日談》一樣，是屬於「笑的文學」。當我們提到《莊子》的時候，頂多也只是以「文學手法」或「修辭學」去論及它的幽默，視為一種對世界的冷眼旁觀，或者將「笑」套用到一種語用策略之中，如顧彬（Wolfgang Kubin）曾經提到當古代中國思想家的對話結束於笑聲時，其實是代表進入了一種「悟」的理解狀態；因此將《莊子》當成類似邯鄲淳的《笑林》？免談。但董啟章卻將〈逍遙遊〉裡講及「大小之辯」的鯤鵬蜩鳩，視作《巨人傳》的高康大與龐大古埃，還有宮崎駿電影裡的精靈古怪，巨人與小炭精在比拼的鏡頭，消解了嚴肅（至少後人覺得）的寓言表面，進入到了一種滑稽的內在層面，恐怕這種閱讀的體會，也只有他敢寫出來了。

而在分析《鬼滅之刃》的時候，他的立論更是建基於河合隼雄的精神分析理論及一種自紫式部而來的日本母性文學傳統，而其中有一個論調令我忍俊不禁──在〈鬼滅是女性漫畫〉裡，董啟章指出了《鬼滅之刃》裡存在著一種女性意識，左右著整個故事的流程及發展，這種意識並非建基於漫畫家本身孰男孰女，而是建基於小說角色的形象、表達手法及理論內涵。這點竟然與董啟章本人的經歷不謀而合──要記得董啟章在出道之初，即在〈安卓珍尼〉奪得台灣《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首獎的時候，他亦曾經因為寫作風格過於「女性主義」而被誤認為是一位女性作家，恐怕這種既視感，就是為何他不在意吾峠呼世晴孰男孰女的原因吧。

但《非常讀》最重要的命題，其實就在前言之中有所明言：「由於編輯表示此書的目標讀者是年輕人……」──一直而來，「年輕人」在於董啟章的作品之中往往都存在著一大席位，例如他在《同代人》裡頭，董啟章曾經以「前代人」的身份勉勵「後來者」，或者在諸多小說裡頭的年輕人角色，董啟章作為敘述者往往都對這些年輕人抱有關愛及憐憫之心。而這種關愛及憐憫，是建基於時代之上，誠如前言之中所提到我們正處於一個「非常時期」。所謂「非常」，就是對應「常」的佚失，表示我們正處於一個不熟悉的時期。而書名《非常讀》，實出自《老子》：「道，可道，非常道」，若按老子的思路，所謂「常讀」，理解的方法也可以有很多種，是代表了我們要抱有懷疑的心態去閱讀？還是我們要強作解人，故意穿鑿附會地讀？抑或是祟尚新批評的「作者而死」，讓作者消弭於明滅之間？姑勿論哪一種讀法，董啟章在《非常讀》裡面，彷彿就是一部對於閱讀的「方法論」，對「後來者」示範了如何將各個文化媒介的經驗，傾注到自己的閱讀體驗之中，從而成為自己專屬的文學養份，乃至成為了一種對自己、讀者、作品及地方的永恆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