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榮枯，在斷裂的靈魂中找尋意義——董啟章《香港字》

董啟章新作《香港字》，十月底在台預先推出的公益版預售套裝，結合本書的內容，新經典文化特別邀請台灣日星鑄字行張介冠先生為本書重鑄「愛者不懼」鉛字組，並以傳統手工排版方式，印製供讀者特別收藏的藏書票，連同本書一併收納在書盒中。一枚窄窄小小的藏書票，整齊地印上「愛者不懼」，那是黎幸兒上吊自盡前留給戴復生的最後遺言，也是貫穿全書裡最悲痛的四個字。香港字的前世與今生，戴氏家族故事，在真實與虛構之間，連成一本悲憫之書。

編織我們自己的神話

《香港字》的創作動機來自於二〇二〇年十月在香港文化博物館的「字裡圖間——香港印藝傳奇」展覽，那是董啟章首次親眼目睹「香港字」的真身，並深深為之觸動，當晚決意寫一部十幾萬字的小說。他把香港字的前世今生、活版印刷史、傳教士東來傳教的故事融入小說之中，並組合成三大部分：「晨輝遺書」、「活字降靈會」及「復生六記」。每個部分再細分章節，其中佔最大主體的晨輝遺書敘述年輕女主角在現實生活中患上精神病，曾有自殺傾向，她在精神恍惚間忽然與字靈連結上，自此開展追尋家族脈絡的故事。

少女爬梳家族故事，看來似是在尋根，而字靈述說的香港字由來，也彷彿在為這套塵封一百五十年的明體四號鉛字粒挖尋前世的故事。董啟章說：「寫這種題材的客觀視角確實在追溯歷史源流，希望能認識和尊重歷史，不過我們理解事件的角度，可以是主動創造多於尋根。追本溯源到最後也是自我創造。小說中添加靈魂治療師娜美的虛設角色，從她的部分去營造主題，最後我想帶出：其實我們要編織每個人的神話。神話不只是由古代設定下來的。我們作為一個群體，也可以創造。創造的觀點比尋根更為積極。」如此說來，賴晨輝也是在創造自己的神話，娜美是引導角色，沿途上晨輝一直追溯家族歷史背景，連結起前代的故事。

愛與恐懼的並存

賴晨輝是書中主要串連起三部分故事的女性，她的母親子晴在年輕時自殺身亡，後來層層疊疊翻出因由，才從年約七十歲又是外曾祖父（戴德）徒弟的雷師傅口中得知，當年母親身體曾承受過的磨難。晨輝常常夢見阿公與母親共處的溫馨場景，想不到最後一個夢，竟是血淋淋地看見母親全身赤裸的肉身在印版重壓下，無法掙脫而流出膿膿血水的情景。每件事都有由來的，從晨輝的精神失常、企圖自殺，到翻出母親的過去，然後連結上外公戴德的背景，一步一步也揭露出家族歷史的不堪。夢所揭示的，彷彿就是靈魂的遺傳。

戴德的養父是戴福，字復生，與香港同年誕生，意味著他的成長故事也是香港的成長故事。十一歲時復生從九龍過海到香港英華書院寄宿讀書，自此成為活字印刷的繼承者。董啟章在書中虛構戴復生與黎幸兒的愛情故事，為小說多添一筆濃烈的情感色彩。幸兒擁有一個動人心弦的名字，卻逃不過一場命運撥弄，幾番墮入煙花之地，最後走上淒美悲涼的結局，而幸兒的後代，就是晨輝。「這終究是一個悲劇，不過我從前曾經對於把妓女／孤女形象和香港故事連在一起的做法十分反感，但今天的我卻不得不這樣做。當中是否潛在某種歷史的循環？我不知道。」關於小說中的女性反覆經歷的墮落、棄絕、操控與制肘，翻開本書，可見一斑。

「寫得最暢順的是晨輝的部分，很有代入感，幾乎可以做到從她的角度自然流露，但這並不代表『容易寫』，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字靈的部分多次修改，因為較難拿捏當中的語調。我拒絕用戲劇化的手法呈現歷史，相反把歷史資料嵌入對話裡，這樣做很容易會流於介紹，變得平板，因此語調很重要。復生六記在敘述上不難，也是很暢順地寫出，但在文體上則花了最多時間調整，主要是營造一種過去的語言質感。」董啟章說。賴晨輝作為貫穿整本小說的女主角，她長期處於精神不穩的狀態之中，意外地卻努力在各種線索之中爬行，試圖翻查鉛字與家族之間的關係，沒想到卻翻出一整片沉痛的過往。這令小說家投入寫作時，是以也感覺到晨輝所承受的傷。

不過事情的缺失與圓滿，在冥冥之中各有運轉。小說副題寫著「遲到一百五十年的情書」，表面上指戴復生寫給黎幸兒卻無法傳遞的情書，亦即是〈復生六記〉的部分。但董啟章說，這部分是「在小說的想像世界中成立的『前代人的語言』或『古老的靈魂的話語』，這是少有的用文體把自己帶進另一個時空的體驗。感覺上是，沒有這種文體，整個部分就不成立，就沒有生命。」幸兒死在一百五十年前，復生卻通過降靈方式，把一紙紙情書落入二〇二〇年的後代賴晨輝手中。「所以它（情書）是既錯過了的，但也收到了的。也許當中的意思是，真心的話語，最終還是有人會聽取的，但是，未必是當初的那個人。有些事是既遺憾又圓滿的。當下的失落是痛苦的，但是，我們永遠不會知道，迴響會否在很久之後的未來出現。」董啟章說這番話的時候，似乎也帶給讀者一番希望。

「我慢慢理解自己的靈魂的渴求，但面對一個已經失去靈魂的世界，個別的靈魂非常脆弱，甚至是不堪一擊。也可以說，靈魂之所以以個別的形式存在，是因為缺乏和其他靈魂融合的條件。這種靈魂的分裂，就是世界失去靈魂的意思。如果世界的靈魂得不到治療，個別的靈魂也不能自保；就算保住了自己，終究還是斷裂的，不是整全的。我認為重寫香港字神話，以及重鑄香港字，就是恢復整全的一步，縱使宏觀來說，這也只是局部的整全而已。」

——《香港字》，頁275

從創作中理解生命

一座城市如香港，能夠容納文學、寫作的空間有限，雖不至於小城無文學，但在各種擁擠的負擔下，買書和讀書變成城市人奢侈的生活。但城中總有一些作家如西西、董啟章、黃碧雲、潘國靈等，創作於他們而言是長期的生活形態（當然，生活不只有單一元素）。意念在體內自由流動，視乎寫或不寫出來。由此想到，對真正的作家而言，創作或不是一座表演舞台，而是生活核心。

董啟章曾提及，這部十五萬字的《香港字》，由開筆至完稿，中間只過了六個月。事實上，《香港字》十一月上市，距離他上一部長篇小說《後人間喜劇》的出版不過是一年時間。一年寫一部長篇小說，速度會否「太快」呢？董啟章說，綜觀以往在創作生涯裡，寫作速度不算慢，較不同的是，以前有一個idea可能會計劃用兩、三年時間完成。到了現階段，他比較想快點完成作品。「這種快卻又不是草率，如果太心急的話，沉澱不夠，作品出來的面貌會有所不同。」作為小說家，他既重視作品出來的面貌，也顧及與讀者接軌的渠道。「我始終注重寫作者與讀者之間的關係。每年出版一部長篇小說的速度，讀者可能會來不及消化。據我所知，有些讀者對作品不是沒有興趣，只是時間和精神有限，作品出版後，可能先買下，擱著，未必有時間立即閱讀。在還未來得及看上一部作品時，下一部作品已經推出。讀者的消化速度需要顧及。」只不過，當他看畢「字裡圖間——香港印藝傳奇」的展覽後，隨即敲定寫作計劃，是「香港字」三個字觸動了他，也是「香港字」背負著的那一份歷史，令他渴望用小說留下一部香港故事。

「在生活中，我不是在寫小說，就是在構思小說。」董啟章如是說。未翻開《香港字》或準備翻開《香港字》的讀者，這封遲到的情書，或會以「悲憫的浪漫」呈現你眼前。但小說家以個人的生命與香港共同體交織相連，形成故事，令你在茫茫人海之中，找到孤單的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