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驚全球的 911 事件距今 20 年，對世界每一角落的見證者來說，紐約之殤仍然歷歷在目，但隨著美軍撤離阿富汗，塔利班重新執政，剛過去的 20 年彷如轉了一圈，只留下無以撫平的創傷後遺，及近期一連串觸景回顧 911 的電影。

就在 911 前夕，在 Netflix 和 Apple TV＋ 串流影視平台上分別推出了兩部紀錄片：《轉折點：911 與反恐戰爭》（Turning Point: 911 and the War on Terror）及《回看 911，直擊美國總統戰情室》（9/11: Inside the President’s War Room）。前者概述了美國於 911 事件後發起反恐戰爭的來龍去脈，後者則聯合 BBC 攝製團隊，邀請了前美國總統喬治布殊及副總統切尼等政治領袖獨家訪談，細說 911 事件後全國陷入恐慌，白宮一眾要員慌張失措，頻頻錯判形勢的窘境。不過，反恐戰爭已淪為一沱反高潮的歷史污點，比起國家元首決策上的功與過、對與錯，另一前總統奧巴馬夫婦旗下製片公司投資的《911 算命律師》（Worth）或許更值得一看。

始自米高摩爾執導《華氏 911》（Fahrenheit 9/11）批判喬治布殊陰險好戰，以 911 事件為起源點的電影或紀錄片從不算少，不過，由 Sara Colangelo 執導的傳記電影《911 算命律師》，則無意辯證政治、戰爭或種族衝突的宏觀大事（亦顯然是一種迴避針鋒的進路），它轉而往下探問世貿瓦礫現場最底層的受害者及其家屬，描述另一場從 911 恐襲延伸過來，基於訴訟及賠償問題而引起的政府信用危機。

賠償方案暴露階級社會衝突

要問生命到底有多重，據聞計算得到，墨西哥名導演依拿力圖已拍過一部《21 克 —— 生命可以有多重？》（21 Grams）。但《911 算命律師》圍繞另一個更複雜、更現實的問題：人命到底值多少錢？又或，要如何用錢量化人命？我們都明白人命無價，所以，電影主角范伯格（米高基頓飾演）糾結多年的問題，從來不是生命能否被量化，而是當它需要被量化的時候，要如何「算命」或有什麼量化準則。本身精於計算，自覺處事理性圓滑、轉數快人一截的資深律師范伯格，於電影開場白便侃侃而談提點學生，雖則講錢傷感情，但一涉及金錢訴訟及賠償問題，都會找到一個將傷害減到最低，合乎情理的銀碼。說易行難，而且難度超乎想像，因為范伯格隨即接下一項艱鉅任務，被美國國會委任為特別專員，負責制定及處理 911 受難者及其家屬的賠償方案。

眾生平等，人人同價，在賠償機制上是明顯不可能，總有受難者家屬認定自己親人的性命比別人值錢，富人自覺身價矜貴一些、社會貢獻更大，窮人又不滿賠償金額過低，或者家庭負擔比別人更多，認為要得到更多補貼。這一點人之常情，身經百戰的范伯格最明白不過，而 911 遇害人數既多，牽涉層面亦很廣泛，有商界和法律界精英，有護衛員、餐廳職員、清潔工，還有失事客機上的乘客、空中服務員，以及救援行動中殉職的消防和救護員，索償單位經濟狀況差距極大，按照他原先部署，是用薪酬、年齡、工作崗位、婚姻狀況、家庭成員、病歷及人壽投保金額來劃分賠償方案（即是由國家級經紀替大家 claim 保險），他自覺最簡單、快捷，最符合精算邏輯，跟今日香港那些想用「消費券」振興經濟的高官一樣，以為大家覺得有錢總比沒有好，於預算內撥一筆應急快錢安撫人心最是實際，可以皆大歡喜。但結果相反，絕大多數受害者都不領情，那份錯漏百出的索償表格，甚至連狗也不要。

范伯格不明白，明明打開國庫給錢你用，為你著想，而且今日不要，明年就未必有，為何不「袋住先」要跟錢鬥氣呢？答案擺在眼前，但他渾然不覺，就是因為賠償方案充滿分化歧視、厚此薄彼，有人不滿意賠償分級，亦有不符合賠償範圍的人強烈譴責，另有不滿政府息事寧人打發受害者而堅拒賠償的受害者家屬，以及許多需要酌情考慮的特殊狀況，譬如已懷孕遺孀、無戶籍勞工、婚外情、私生子女，未受州法認可的同志伴侶等等。從社會氛圍到個人因素，范伯格發現自己嚴重低估 911 事件的例外性。它觸發美國近代史上幾乎最大規模的例外狀態，牽連的每一個受害者都等於例外個案，所有賠償問題本身就不是可以簡化劃一處理。

面對空前災難，對上有來自國會、商界、保險公司和航空公司的壓力，對下則是數千名索償者的悲憤，范伯格過去那套運籌帷幄、唯快不破的精算頭腦和經驗，不但完全無用，反而進退失據，頻頻自打嘴巴，淪為兩不討好的全民公敵。而痛斥賠償機制的禾夫（史丹利杜茨飾演）更批評他那些符合經濟效益的賠償分級並不公義，因為分級機制本身就已不公義。兩人的衝突不在賠償金額多寡，而是賠償原則及其背後揭示的社會制度。跟隨 911 賠償方案所引發的問題，不僅是涉資億萬美元以上的國庫開支，同時是它標誌著美國行之有效的資本主義社會結構，面對世紀災難衝擊，整個意識形態都隨著世貿大樓的倒下而解體，暴露了它所建構的階級社會，即范伯格最精明的量化操作，本身原是一套極不人性化，層壓式剝削的機械運算程序。

或許，如電影所展示的好人好事，范伯格是出於善意，他挺身而出，願意接受一項無人敢碰的國家任務，為數千名受害者「算命」索償。然而，這是一筆難以清算的人命帳，賠償金額可以估計，但失去親人和災難性的創傷衝擊，是賠償不到的事情。他一廂情願以為金額足夠合理，便可以讓受害者放下傷痛，接受賠償繼續向前，直到親自接觸受害人家屬，逐一作為例外個案處理，他才明白眾人都有著「永遠無法向前」的創傷後遺。社會需要向前，但本身放不下的事情，無論賠償多少都不會放下。滯後、留在原地的一群，像禾夫所說，需要以同理心酌情處理。

賠償只是小義，改變制度才是公義

范伯格對此深感為難，無所適從。因為他只擅長作為階級制度的執行人，但當整個資本主義制度重創失效，他沒想過會否有另一套社會價值作為支撐。禾夫適時提點對方，他的角色是為政府解決問題，但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來自受害者和死難家屬。跟隨制度做事只是小恩小義，一種愚昧的忠誠，而不公義的賠償方案，到頭來只是拙劣收買人心的伎倆。能夠以民為本，改變制度，才是一種更大的公義。

無論要為民請命，還是要改變制度（用范伯格的說法，他要撥亂反正），都是一項艱辛的任務，一個極不討好的角色。電影亦然，畢竟講錢傷感情，《911 算命律師》本身亦確是一件冗長拖拉，既不精彩不振奮人心，反而處處惹人討厭的真人真事，更可能是圍繞 911 最乏味、最「現實」和最少人想過問的衍生議題。人命當前，錢是最骯髒的東西，但米高基頓演活了范伯格這個不討好的角色，從一個冷漠自負的上流律師、專門「算死草」的資本主義精英，變成一個默默處理 nasty things 的羅賓漢。

生命有著它無法量化計算的部分，但人們所執著計較的，或是賠償的真正意義，在於賠償過程本身就代表一個城市／國家有否行使它的公義。當然，不需要過份吹奏，始終是前美國總統有份護旗的傳記電影，雖則《911 算命律師》看似不談政治，但不難看出它背後有著粉飾揚善的政治意圖。只不過，退一百步說，電影至少明確表達了一個城市／國家最不能崩壞的事情，不是它的經濟支柱，失去人心，單憑賠償和紓困救濟都無法真正補貼回來。香港人從來亦精於投機計算，但修補社會、凝聚人心的重啟關鍵，是頹垣敗瓦下已碎散的公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