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學是城市的文學。」這種印象或許太過根深柢固，以至當我們想數出一兩本香港書寫自然的作品時，幾乎都會為之語塞，糾纏半天或許只能道出吳煦斌的名字。訪問幾位參與撰寫《自由如綠》的作家，幾乎都不約而同說到，在香港寫植物／自然的作品，不是沒有，但實在少。如此，由廿四位香港作家寫廿四種植物的《自由如綠》就成為了異數，更是史無前例。相較在台灣已經發展得頗蓬勃的自然書寫，香港或許只是剛剛起步，董啟章說這是一本播種插秧的書，而不是收割的書…… (閱讀更多)

小︰雨傘之後，我最掛心的是那群參與過運動、但卻沒人知道他們名字的學生。他們穿著校服在金鐘佔領區讀書溫習，他們很乖，都很純。年輕人單純地以為甚麼事一做就有結果。有許多人為了「佔中」跟父母鬧翻了，運動過後，如何面對這種撕裂？他們不被重視，沒人知道他們的名字，對於自己做過的，他們會怎樣想？他們會否對突然結束的運動感到疑惑？有人能為他們解惑嗎？好像沒有。我惦念這群人今天的心理狀態。 (閱讀更多)

極少現身公眾場合的鍾曉陽，她的名字首先出現在中學教科書，《停車暫借問》，十八歲的首作恍如傳說。2014年，《哀傷紀》出版，她的名字又再出現，透過訪問文章又知道一點她的事，不多，而鍾曉陽始終包覆在一團謎霧中，直到今天，她坐在我面前。 (閱讀更多)

小：愛一樣東西是很難用幾句說話來交代的。我今年已經七十九歲了，我生於斯、長於斯，在這裡沒受過甚麼不必要的苦楚，反而得到很多好處。我在這裡接受教育，懂得獨立思考，可以自由地讀很多書，生活得很安穩，這些我都是感恩的。對於一個長我育我的地方，我覺得我應該回饋她，而回饋她的方法就是去愛她。當然她還有很多缺點，但我們愛一個人的時候，也會容忍其缺點，或是希望用自己的能力去幫助她洗去這些污點。我不知道是否做得到，但我愈來愈覺得，如果有能力的話，盡力而為，想辦法做些幫助她的事。 (閱讀更多)

黃仁逵最終沒有入戲院看《水底行走的人》。「甚麼才算紀錄片」，又或「甚麼才是創作」的討論，陳安琪並沒有與他達成共識。電影由對「妥協」不同的標準開始，以對「追求」的不同理解結束。這樣一套看似「不合作」又「不信任」的紀錄片，有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之間的角力，也有兩個老藝術靈魂互相了解的過程：因爭辯而圓滿，因意外而顯得與別不同。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