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作家、學者楊佳嫻日前到訪香港，當她走出藝術中心，自然而然就匯入遊行隊伍中。在楊佳嫻看來，一個人在其所處的地域、族群之中總有身份、歷史密密勾連， 因而不可能擺脫得了政治。對於前路，楊佳嫻感到悲觀，可令她感動的是，人們可以戰勝悲觀和恐懼， 堅持一步一步地把前路走出來。「一個人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實踐，文學只是其中之一，真正進入政治衝突內部，文學又可以發揮什麼作用？」這套語言的煉金術並非完全失效，只是拒絕淪為時代的某一種目的或手段而已。 (閱讀更多)

《放逐》是方祺端自編自導的作品，本來是為前進進「新文本工作室2.0」而寫，沒想過會真做，更沒想過要自己導，諗住寫完就算，所以寫得比較肆無忌憚，因為沒考慮過演出問題。結果，排練的時候，屢屢出現「呢啲對白唔係人講架喎」的聲音，但其實，方導都有一個偉大的夢想，「因為我讀文學出身，而現在講文學，好多時都係講詩、小說，劇本作為一個大範疇，好像被割開了，所以我想寫一個比較有文學性的劇本，但如何將有風格的文字，放落一個演員身上，而又要做到，係幾困難的。」 (閱讀更多)

王良和早年寫詩，後來又在葉輝的慫恿下開始寫小說，出過兩本小說集，準備出第三本，寫過〈魚咒〉、〈降身〉、〈和你一起走過華富邨的日子〉，關於他的童年、父母、家族史，亦側寫七八十年代的香港風景，王良和說自己的小說大多基於真實事件，不喜歡虛構，嫌虛構的事不夠質感，不過卻會在技法上運用他所謂的「仿夢筆法」，出入真實與虛幻，製造疑幻疑真的效果，他說：「我諗我無意識寫什麼題材，我只是挖掘我的記憶，記憶裡有這些元素，就寫了這些元素。」 (閱讀更多)

對他來說，「董建華那個年代並不難畫，因為都是『懵懵哋』，可以拿來搞笑。曾蔭權時代較平穩，因此畫得比較少。到了梁振英，中港衝突便特別明顯。因為（政治問題）已經不是他自己一個的問題，而是反映了整個中港形勢的轉變。」他特別指出，梁甫上場，他已知道要小心。因為梁與前面兩任特首都不同，「很會包裝，很會轉移視線，（處事手法）比較現代一點，懂得心戰、操控宣傳，高級很多。要怎樣去破解他的說話，然後很快將它表達出來，對新人來講則較難。」 (閱讀更多)

生於邊緣而遠觀萬化的夏曼，或許一早就清醒地感受到身體中的道之所在：「你不能跟我說，儒家思想是全世界的中心思想；對我而言，我的身體早已在履行莊子思想了，這就是我海洋文學的本質。」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