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姆爺：一段軼事》導論

1923年5月有位知名英國作家訪問紐約，下榻出版商道布戴爾（F. N. Doubleday, 1862–1934）座落於紐約市郊的豪宅。當地有位二十七歲青年作家慕名而來卻不得其門而入，於是借酒壯膽闖入豪宅鬧場，盼能引起偶像注意。無奈，青年作家很快就被攆出去，弄得敗興而歸。隔年，那位知名英國小說家與世長辭，留給粉絲無限遺憾。青年作家雖無緣見偶像一面，兩年後發表名作《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 1925）發揚大師的寫作題材，開創現代小說嶄新局面。這位狂野文青就是美國爵士時期代表作家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 1896–1940），那位英國大作家就是現代文學傳奇人物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

這件文壇趣事確切情節已不可考；可確定的是，康拉德是當時英美文壇公認的泰斗，作家中的作家。1923年4月7日《時代雜誌》首次以小說家作為封面人物，獲選的風雲人物正是康拉德。

　—、「無可救藥的唐吉軻德」

康拉德的生平充滿傳奇色彩。他是波蘭人，本名柯忍尼奧斯基（Józef Teodor Josef Konrad Korzeniowski），出生於帝俄統治下波蘭南部一個名叫別爾奇夫（Berdichev）的小城（現烏克蘭西北部）。當時波蘭因列強瓜分而處於亡國狀態。1861年，他父親因參與波蘭獨立運動被捕，歷經八個月監禁後雖逃過一死，卻讓全家面臨生不如死的放逐生活。1862年，五歲的小康拉德隨雙親被遣送到莫斯科東北離基輔一千多里遠的沃洛格達（Vologda），開啟顛沛流離的苦難童年。

流亡生活與政治迫害重挫小康拉德一家人的身心健康，母子倆差點因肺炎客死異鄉。隔年，全家人因健康因素獲准前往基輔東北一百多公里的切爾尼契夫（Chernihiv）繼續流亡生活。輾轉流放徹底改變這家人的命運。短短六年內，小康拉德的母親與父親相繼死於肺癆。1869年，十二歲的康拉德成為名符其實的亂世孤兒。疾病與死亡陰影籠罩他的成長期。日後他飽受各種疑難雜症所苦，很可能肇因於孤苦童年所受的創傷。

小康拉德在祖母與舅舅照顧下在家自學，時而投靠各地親戚並在不同寄宿學校短暫接受教育。1872年，十五歲的康拉德萌發成為海員的念頭。1873年，舅舅安排家庭教師帶他前往瑞士壯遊，希望能藉機勸他打消不切實際的想法。據康拉德回憶，那次旅遊是他人生唯一一次快樂出行。前往弗卡隘口（Furka Pass）途中，他在旅館初次遇見英國隧道工程師，對英國人留下深刻印象。康拉德在兩千五百公尺高的峰頂對家庭教師吐露追逐夢想的決心。年輕老師深受感動，在壯麗山景前對稚氣未脫的門生表示：「你真是無可救藥的唐吉軻德。」

康拉德身為「異議分子」之子，很清楚人生道路充滿變數。1874年，十七歲的康拉德不顧親戚反對，決定前往法國馬賽成為船員。他遠離家鄉的抉擇開啟二十年以海為家的航海人生（1874–1893）。1878年，二十一歲的康拉德隨船首次踏上英國土地，隨後加入英國商船服務（British Merchant Service）。當時他所認識的英文「不超過六個字」。

跑船期間，康拉德發揮驚人的語言天分學習英語，用第一份薪水購入精裝版《莎士比亞全集》；這本莎翁全集將陪伴他在海上出生入死。他日後一派輕鬆回憶自學英語的過程：「1880年，我已讀完莎士比亞全部作品；隔年又重讀一遍。」莎翁精練的語言不僅深深影響康拉德寫作，莎劇悲情成分與浪漫主題也反覆浮現於他日後作品。

1886年，康拉德歸化英籍；同年，獲得英國帆船船長資格。當時他已嘗試用英文創作，寫下人生首篇短篇故事〈黑大副〉（“The Black Mate”）。那段期間正值蒸汽輪船興起、帆船航運沒落，帆船船員職缺大幅縮減，他經常被迫擔任降級職位才能謀生。1894年，康拉德人生方向再度急轉彎：他毅然決然辭去商船職務，回到岸上改行成為專職作家。那時他已完成首部小說《奧邁耶的痴夢》（Almayer’s Folly）初稿。自學英語不到二十年便以「第二外語」從事創作（他的法語比英語流利），英國文學史上至今無人能及。

康拉德號稱「七海遊俠」，曾親身造訪歐、亞、非、大洋等四大洲，將所見所聞化為寫作素材，是英國現代文學最具全球視野的作家。他是首位將婆羅洲、馬來半島等殖民異域介紹給英美讀者的小說家。身處殖民主義掛帥的世界，他以悲天憫人的角度記錄帝國邊陲的人性故事。他寫作的題材或許充滿異色，其主題卻極具普世性。他於自傳《私記》（A Personal Record, 1912）點出創作理念：他要成為「記錄內心的史學家」，藉由寫作探尋快樂與痛苦的源頭，因為「世務相貌值得歌頌與憐憫，更值得尊重。」家破人亡的成長過程讓他對人生別有頓悟：「認命—不是搞神祕、也非置身事外，而是睜開雙眼、神智清楚、懷抱著愛的聽天由命—是我們所有情感裡唯一無從造假者。」他的作品刻劃各式各樣不敵時代洪流的辛酸故事，同時也記錄了不同族群各種人物活下去的勇氣。

康拉德走上航海與寫作的雙重人生，離鄉近四十載終於在1914年再度踏上故鄉土地。或許因為連「聽天由命」的他也覺得背棄祖國的包袱異常沉重，他終其一生記錄異域的離散故事。他於自傳道出一句肺腑之言：「要解釋人性各種矛盾之間密切的依存關係，怎麼說也說不清：為何有時心中的愛會被迫以背叛的形態呈現。」《吉姆爺》正是一部把人性矛盾說個明白的傳世巨作。

二、《吉姆爺》的經典地位與時代意義

《吉姆爺：一段軼事》（Lord Jim: A Tale, 1900）訴說一位淪落異域的英國水手如何忠於本性重拾個人榮譽的曲折故事。這部長篇小說以複雜的框架敘事手法探討失去榮譽的悲情、流離失所的無奈、國族認同的糾葛，是康拉德寫作生涯邁入巔峰之代表作。

有別於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1865–1936）等頌揚大英帝國的同期主流作家，康拉德並未寫下歌頌帝國的殖民小說，反倒質疑英式價值觀之黑暗矛盾。《吉姆爺》的要角在「公理」夾縫中力抗命運，體現另一種形式的的英雄主義。如敘事者馬羅指出，要說出吉姆的人生故事，就得突破道德圭臬的侷限：「真理戰勝一切……沒錯，只要時機容許的話。」（本書p.343）。在英式「體制與進步的法則」（p.358）主宰一切的世界，《吉姆爺》試圖「盡最大同情心尋求最貼切字眼」（p.73）以傳達現代人生之不可控。

2017年，哈佛大學歷史學者瑪雅．加薩諾夫（Maya Jasanoff）發表《黎明的守望人》（The Dawn Watch），以傳記歷史角度探討康拉德如何早在百年前就已暗忖全球化必將引發的人生難題。加薩諾夫強調，康拉德以世界公民身分親身造訪全球化初期的邊疆異域，以文學手法捕捉異鄉漂泊與跨種族互動的複雜關係。康拉德作品透露一個沉重預言：歷史宿命無從解脫。

《黎明的守望人》出版後隨即登上英美書市文史類暢銷書榜，並獲選為《紐約時報》年度好書；2018年，更榮獲坎迪爾歷史圖書獎（Cundill History Prize），顯示康拉德作品與人生依然值得二十一世紀讀者關注。本書〈前言〉特以《吉姆爺》關鍵詞「屬我族類」（“one of us”）作為標題，不僅彰顯《吉姆爺》的經典地位，亦凸顯《吉姆爺》持續發人省思之主因：世界公民難逃「屬我族類」的框架。「我族」的存在必須預先界定異質的「他族」。然而，「我們」與「他們」的差異難道會是必然？《吉姆爺》揭露的難題就是全球化世界建構普世價值的難題，有賴當代讀者持續思索以求解方。

在新舊世紀交替之際，《吉姆爺》探究存在的悲劇性、榮譽的意義、自我放逐等普世議題，揭開英國現代主義小說的序幕，對二十世紀現代文學發展有深遠影響。

1914年，英國作家李察．柯爾（Richard Curle）發表第一部康拉德專書《康拉德研究》（Joseph Conrad: A Study）。柯爾是康拉德晚年摯友，作家過世前兩天恰好登門拜訪。他負責打理作家後事，擔任遺囑共同執行人長達二十年，很了解康拉德的文學世界。柯爾表示，康拉德最廣為人知的身分就是「《吉姆爺》作者」：「不可否認，康拉德身為小說家的聲望主要是建立於《吉姆爺》」。如柯爾指出，本書必將成為家喻戶曉的作品，因為這是康拉德所有作品中「最強而有力、最可讀、爬梳最為細膩的佳作」。

1924年8月3日康拉德逝世後，英國小說家吳爾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特於隔週《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發表訃聞，細數康拉德這名文學異客的成就。吳爾芙不僅是當時重要藝文團體「布魯姆斯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核心成員，亦是鼓吹新小說、宣揚女性意識的關鍵作家。她十分肯定《吉姆爺》等早期作品的文學價值：「無論時代與潮流如何改變，這些作品無疑已在我們的經典作品裡占有一席之地。」 這篇文章後來收錄於吳爾芙著名評論集《普通讀者》（The Common Reader, 1925），把康拉德納入英國經典作家行列，對確立《吉姆爺》的聲望功不可沒。

康拉德傳記學者傑弗瑞．梅耶斯（Jeffrey Meyers）指出，《吉姆爺》重拾失落榮譽的主題深深影響現代文學發展：海明威、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皆深受康拉德影響。海明威以《吉姆爺》箴言「屬我族類」形容《太陽依舊升起》（The Sun Also Rises, 1926）其中一位要角；摘冠之作《老人與海》重塑追尋個人榮光的康式主題。海明威好友費茲傑羅顯然也深受康老啟發；費氏作品帶有歐洲色彩的浪漫寫實風格得自康拉德真傳。《大亨小傳》鏗鏘有聲的原文書名（The Great Gatsby）很可能源自《吉姆爺》第十九章外國人對吉姆的風評：「能力過人」（“great gabasidy”）。美國南方文學代表作家福克納每年都會重讀康拉德作品20；巨作《押沙龍，押沙龍！》（Absalom, Absalom!, 1936）表露《吉姆爺》劃時代的影響力。此外，獲頒諾貝爾文學獎的法國作家紀德（André Gide, 1869–1951）也深受康拉德影響。康拉德人生最後十年曾與紀德維持短暫卻密切的書信往來。紀德表示，他最喜愛的康拉德作品就是《吉姆爺》。紀德長篇名作《梵蒂岡地窖》（Les Caves du Vatican, 1914）第五部特引用《吉姆爺》第二十章兩句名言作為卷首語。

《吉姆爺》除影響英美現代小說成形，也是現代文學批評重要文本。1958年，美國學者亞柏特．傑拉德（Albert Guerard）發表《小說家康拉德》（Conrad the Novelist），成為二十世紀新生代文學批評的指標專書。全書共計八章，其中有長達兩章的專文深入評析《吉姆爺》。傑拉德認為《吉姆爺》不僅是「藝術小說、小說家的小說、評論家的小說」，更是「自《項狄傳》（Tristram Shandy, 1759）以來，英國首次出現的重要小說。」傑拉德以心理分析的角度檢視《吉姆爺》時代意義，推崇康拉德「對現代世界的毀滅暴力具有非凡體認」。

以《東方主義》（Orientalism, 1978）開創後殖民主義文學批評的名家薩依德（Edward Said），與康拉德作品也有深厚淵源。他的《康拉德與自傳小說》（Joseph Conrad and the Fiction of Autobiography, 1966）是由博士論文改寫而成，顯示薩依德後殖民思維深受康拉德影響。 薩依德晚年表示，他日後寫作的基石來自本身對康拉德作品的領悟，如同體會了音樂定旋律（cantus firmus）的根柢。 評論集《世界、文本、與評論家》（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1983）特以《吉姆爺》為例，剖析小說家如何開創嶄新敘事手法以挑戰不可言宣的主題。

1981年，文學批評大師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發表名作《政治潛意識》（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探討現代文學深層意識結構。本書為當代文學批評經典作，有高達三分之一篇幅詳論《吉姆爺》。詹明信指出，《吉姆爺》以近乎後現代的敘事策略產製文本再進行觀念解構，在言說層面壓抑高尚與雅俗兩種矛盾共存的文化。《政治潛意識》成為後現代主義有關「物化」（reification）的代表論述，印證《吉姆爺》為當代文學批評不可忽視的重要文本。

1988年，英國學者約翰．拜奇樂（John Batchelor）發表首部《吉姆爺》專書，剖析康拉德這本巨作奠基於《哈姆雷特》的文學傳統。1992年，美國學者羅斯．莫爾芬（Ross Murfin）發表《吉姆爺：追尋真相》（Lord Jim: After the Truth），論證這部小說的價值在於刻劃追求真相之挫敗過程。尤其對身處「後真相」（post-truth）的當代讀者而言，《吉姆爺》獨具時代意義。

美國國家人文學中心前主任傑佛瑞．哈爾芬（Geoffrey Galt Harpham）於1996年發表《屬我族類：康拉德的精湛技藝》（One of Us: The Mastery of Joseph Conrad），力陳康拉德寫作成就。全書以《吉姆爺》關鍵詞作為論述主旨，再度印證這部小說與當代世界的緊密連結。2007年，英國學者史戴波（J. H. Stape）發表康拉德新傳記《康拉德的多重人生》（The Several Lives of Joseph Conrad），特別引用《吉姆爺》第十六章名句作為卷首語，並以關鍵詞「屬我族類」作為結語，充分證明《吉姆爺》歷久不衰的經典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