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流行曲中的台灣，形塑出香港人之間的連結：潘源良 X 梁栢堅對談紀錄

近年來不少港人移居台灣，因而有許多香港文化人在台灣繼續推廣香港文化，再次匯聚起台港文化的交流。這樣的交流絕非頭一遭，台港兩地的流行音樂一直有著悠長的淵源，從七十年代的鄧麗君到後來的羅大佑，台灣流行音樂的養份早已扎根在香港的流行曲中。香港文學館邀請到兩代香港作詞人潘源良和梁栢堅對談，由鄧小樺主持，以「國語歌養份、粵語歌經驗」為題，於台北大稻埕新開的郭怡美書店，追尋台灣流行音樂在香港樂壇的足跡。

「台港流行文化的互動一直處於混雜的狀態，香港人會聽國語歌的同時，台灣人也會聽粵語歌。」鄧小樺如此開場。潘源良則形容：國語歌和粵語歌就像兩兄弟一樣，國語歌領先的時候，粵語歌會後來追上；而當粵語歌發光發熱的時候，國語歌也會萌生出意想不到的風格。

粵語曲的過去到未來

潘源良從三十年代開始談粵語歌曲。最早期的粵語歌是粵劇中的粵曲，粵劇起源自清朝時期的嶺南地區，其中粵曲經過多年的演變後，在三、四十年代香港的粵語群體中紅極一時；同一時期，國語歌亦在上海發展蓬勃，當時國語歌的代表歌手是周璇，她以〈夜上海〉一曲唱出上海大都會的韻味。在潘源良的童年中，三、四十年代的香港的電台會同時播放國、粵語歌曲。

到了六十年代，香港政局稍趨穩定，美軍亦選擇香港作為東洋第一線的補給站，為香港帶來龐大的商機和文化衝擊。東西文化的交匯豐富了歌曲創作的主題，如新加坡歌手上官流雲便曾改編The Beatles的〈Can't Buy Me Love〉，推出〈行快啲啦〉（1965）。同時期國語歌在香港樂壇保持主導地位，當時最早期的電視劇主題曲亦是國語歌，1961年電影《不了情》的國語主題曲便風靡一時。

隨著七十年代電視機的普及，影視作品走進普羅大眾的生活，擴展了流行音樂的接觸受眾。七十年代也是鄧麗君的時代，鄧麗君風行華語社群，大陸歌迷更窮盡手段搶購她的錄音帶，潘源良和梁栢堅都笑言自己的國語也是向鄧麗君學的。到了七十年代末期，粵語歌才漸漸崛起，以許冠傑為首的通俗粵語歌開始挑戰國語歌的主流地位。彼時國語歌的題材傾向文藝，粵語歌貼近大眾的歌詞加上輕快的曲風，吸引了不少的樂迷，也為許冠傑冠上「歌神」的稱號。不久後，便出現風格詩意而奔放的國語歌《橄欖樹》（1979），由作家三毛為歌手齊豫作詞，那句「不要問我從哪裡來」膾炙兩地，香港邁入國語歌和粵語歌並行的黃金年代。

八十年代的香港樂壇，其中一位最具影響力的台灣歌手就是王傑。梁栢堅憶起對王傑的印象，第一個浮現在腦海中的便是滄桑的聲線。他歌曲的內容大多跟愛情失戀有關，出道三年內即賣出逾一千萬張唱片。更有趣的是，王傑和香港的緣份其實一言難盡，在台灣出生的他，三歲隨父母移居到香港，其父王俠是邵氏電影公司的演員，王傑兒時更曾擔任童星。後來，經歷父母離異後，王傑回到台灣發展，十九歲與第一任妻子結婚生下一女，完成兵役後的王傑被妻子提出分手，他為了養育女兒從事多份工作，曾經歷一段艱澀的人生階段，之後才在機緣巧合下成為歌手，推出第一張專輯《一場遊戲一場夢》。孰料這張處女作深受華語樂迷歡迎，當中一曲〈幾分傷心幾分痴〉更成為了無線電視連續劇《義不容情》的片尾曲。而王傑，他一炮而紅，也是第一位在香港紅磡體育館舉辦演唱會之臺灣男歌手。鄧小樺問，王傑作為獨特的慘情歌手，在九十年代末出現在巿場上，是否也是一種時代氛圍的影響？潘源良認為有後八九的影響。

梁栢堅談到九十年代的香港樂壇，那時是四大天王的天下，即張學友、劉德華、黎明和郭富城。除了主流的本地樂壇，當時香港也流行電視音樂頻道（Music Television，MTV），「在備考公開試A level的時候，我會打開電視音樂頻道Channel V悄悄地聽歌。那時候對滾石的歌手印象特別深刻，因為他們跟主流的四大天王不一樣，男星的陽剛味很重，也沒有那麼帥。」〈我是一隻小小鳥〉的歌手趙傳就是其中代表，同期的周華健更靠著成熟的形象，得到「天王殺手」的美譽。「當時十七、八歲跟朋友唱卡啦OK，朋友說你要成為真男人，就要學會唱陳昇的〈不再讓你孤單〉。」梁栢堅笑道。滾石唱片的歌手以獨特的風格，開拓出和主流四大天王截然不同的道路。後來另類搖滾也在九十年代抬頭，由中國歌手竇唯、張楚、劉勇三王子引領華文搖滾樂，風靡兩岸三地。

時間快轉到現在，近年來二次創作歌曲深得香港大眾歡迎，二次創作為創作者提供更大的彈性，圍繞時事諷刺時弊，在官方的論述下進行重寫，說出不一樣的意見。梁栢堅提到香港網絡創作歌手晴天林，晴天林的二創歌曲多達數百首，主題大部分以時事為主，而創作的速度也十分驚人：第一天填詞、第二天唱作和製作，第三天就可以推出了。對於蓬勃發展的二創，潘源良評論：「二創應該做，也必須做，也一定要做得好，並且要寫得刁鑽，將每一句每一字發揮得淋漓盡致，二次創作的風格可以是搞笑的也可以是認真的，二創仍有許多的可能性等待大家探索，我也非常期待有更多人會投入二次創作。」

談了過去、聊完當下，問及粵語歌未來的市場，潘源良指出，流行音樂產業的變數太多，難以預計未來的情形。現在很多香港的青年前往海外發展，難保粵語歌市場會維持當今的地域性，而網路的便利更有可能打破市場的地域性，開拓出跨地域的市場。但粵語歌的市場，最重要的還是粵語文化的傳承，如果我們因假想粵語歌市場必定沒落而放棄繼續創作粵語歌，才是對粵語歌構成了真正的危機。

穿透粵語歌曲之間的身份認同

爬梳完香港粵語歌及國語歌的歷史，兩位講者話鋒一轉，提及潛藏在粵語歌裡的母題：身份認同。

香港的身份認同一直處於流動的狀態，劇烈的社會變遷讓人難以想像香港的終點。這樣的身份認同焦慮也滲透到粵語歌中，王傑以一曲〈誰明浪子心〉一曲唱出男性在愛情中的憂傷，也反映香港人的身份困惑，滄桑的歌喉帶出浪子不羈但知已難求的形象，開創了流行音樂的浪子風格。

鄧小樺問到樂壇中浪子的源流從何而來？梁柏堅在此提出「浪子力學」一概念，全場莞爾。潘源良回應，粵語歌由粵曲流傳到香港，粵曲如水般的流動演變成現在的粵語歌，再加上香港社會的急速變遷，逐漸孕育出流行文化中浪子形象。鄧小樺追問：「浪子這種流離變動的生命狀態，它裡面有沒有一個認定的情感歸屬？換句話說，流浪的人心裡有沒有家，這很影響歌詞的創作。」

針對這個問題，梁栢堅首先聯想到的並不是歌詞，而是近年來港人流徙各地的現象，香港樂團Rubberband這幾年推出了幾首與離散有關的歌曲，梁栢堅相信未來會有更多離散主題的歌曲出現。對於香港人來說，流浪的人有沒有家這也許很難回答，畢竟香港經歷太多的顛簸流徙。「我們上一輩說香港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這兩句話影響了後來的創作，也令人思索自己的歸屬，這就好像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自我實現預言），促成香港流離的身分認同。但若落地生根在香港才是主流想法的話，也許不會形成今天香港流動的身分認同。」潘源良回答。鄧小樺提到，《倩女幽魂》的配樂其實很像香港人隨遇而安的精神，歌曲中的「夢裡依稀，依稀有淚光，何從何去，找尋我的方向」呼應了香港人的身份焦慮，而在《倩女幽魂》的結尾中，雖然主角眾人都不知道終點是那裡，但寧采臣忽然驚覺遠方有些甚麼，便與燕赤霞策馬前進揚長而去，電影就這樣瀟灑結束了。

〈路隨人茫茫〉黃霑詞

人生是　夢的延長

夢裡依稀　依稀有淚光

何從何去　找尋我的方向

風幽幽在夢中輕嘆

路和人茫茫

專訪作詞人潘源良：我不懷舊，只向前看，人生下半場在台回望香港，繼續探索創作空間

國粵語歌的創作大不同

除了貫穿粵語歌的流浪精神，關於粵語歌創作還有哪些特殊之處，潘源良談到，香港的許多創作，無論是小說或歌曲，有很多都是用書面語撰寫的，而非日常的口語，因此粵語歌才可以流行到台灣甚至更廣的華文社群。粵語歌雖然以粵語唱出，但其他華語使用者都可以了解箇中含義。而在填詞的層面上，粵語有九聲八調五音，令粵語歌的填詞變得很不容易，梁栢堅提到：「粵語歌填詞難度較高，若果你把粵語歌詞寫得好的話，在樂壇會比較能夠突圍，也能賺取更多的收入，而國語歌則比較多的填詞人可以應付，收入則比較微薄。」

談到填詞人的收入，香港流行曲產業有明確的市場機制保障填詞人和作曲人的收入，1977年成立的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CASH），透過管理成員的創作在公開表演及廣播等場合的使用，向使用者代收版權費後分派給會員。潘源良補充：「香港音樂創作的收入機制在華語社群中比較公平、公正和透明，相比台灣，台灣的音樂創作收入機制有不少缺點，使不少的台灣創作人取得香港身分證後都會加入CASH。」

尾聲：時代洪流中的流行曲

潘源良指出香港的創作比較自由，許多元素都可以寫進歌裡，再加上香港樂壇借鏡歐美日本的流行文化，藉此創作出夾雜多地元素的歌曲。譬如林子祥的〈古都羅馬〉（1982）和麥潔文的〈唐吉訶德〉（1984），突顯出香港文化水平發展的特點；而台灣的歌曲則常以歷史為題，勾勒出上一代人的記憶，或反映當下的社會環境，取材上呈現出垂直的結構。好比林強的《向前走》（1990）便講述了青年往城市打拼的故事，映射出八十年代台灣急速城市化的人口遷移。

「流行曲的發展與社會的自由關係密切，每當某類型歌曲流行時，背後其實關聯著社會體制的變遷。乍看〈今天不回家〉（1971）以為是反抗主題的歌曲，細聽歌詞『不要忘記了家的甜蜜』，其實反映時代的自由。在台灣，解嚴亦使文化界產生出多元的創作。」潘源良如此分享。鄧小樺聯想起早年香港粉絲為偶像拉票取得獎項的現象，香港商業電台舉辦的叱咤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當中「我最喜愛的男女歌手」得獎者由公眾票選而出，「不少幫忙拉票的人，曾經為區議會選舉拉票，這忽然讓我明白，流行文化的市場跟民主投票的關係。在商業化的市場下，創作者需要大眾的支持才能立足樂壇。」

流行曲承載了一代又一代公眾的情緒，研究音樂的學者英國Negus便如此評論音樂對社群的形塑：「當我們唱這些歌曲時，我們知道還有其他人在唱同樣的歌曲。但我們不知道他們是誰，也不知道他們在哪裡唱歌。唯一將我們所有人聯繫在一起的，就是想像中的聲音。（註1）」歌曲中藏著歷史發展的脈絡，刻印在流行曲裡的記憶不會磨滅。即使社會環境如嚴冬般刺心，我們仍可以用一首歌維繫住彼此。

註1：Negus, K. (2013). Music genres and corporate cultures. Rout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