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算命律師》的性別角色

影評 | by  葉嘉詠 | 2021-09-20

《911算命律師》的「算命」可以作多個解說:男主角不是「算命佬」,未能未卜先知911,但他會「計算」,將人命換作公式,以數字代替種族、身份、階層、年齡等,既能為政府解決訴訟難題,也可以名揚天下,說來是「機關算盡」吧。


《911算命律師》也是很懂得「計算」的野心之作。911是大事件,在短短兩小時說一個大歷史故事,而且採用非官方的角度來敘事,不可謂不佩服。電影開首已呈現導演莎拉歌蘭祖露有意打破既定論述框架的企圖,而且是在性別層面上展開討論。在男主角范伯格講授的法律課堂上,「What is Life Worth?」已是直逼人性的大哉問,觀眾可能期望台下的學生反對這種人命等於數字的說法,觀看一次激烈爭吵的辯論,但導演才不會如此單刀直入,范伯格走下台跟學生來一場破格的「角色扮演」:男學生扮演意外事件的女友,她的男友在自己父母田地上被拖拉車撞死離(男性主導的企業文化很普遍啊),女學生則扮演拖拉車機器商,另一位男學生扮演死者的父母。男女角色的大兜亂,除了搞笑,更重要的是以顛覆傳統的性別觀來提醒觀眾,觀看這套電影是需要換位思考的。由此,觀眾熱烈期待導演如何破除911的官方大論述。


《911 算命律師》:不公義的賠償,做狗也不要



可惜的是,接下來的劇情實在令人尷尬。與法律課堂的性別角色轉換相比,范伯格與其行政人員的性別編排只是「一板一眼」。前者台上威風凜凜講解死傷賠償算式,台下被受傷消防員追問如何為他朋友的家屬主持公道時,導演似乎認定男性本對這類「行政」事情茫然不知,艾美賴恩便隨即來處理,後者的女性和角色身份讓她本能地接手熱煎堆,讓老闆依然是站在高台上的英雄,左右逢迎地周旋在政府和受難者家屬之間,女性便應份坐在台下和場外當個接投訴、改錯別字、聽電話的無名人士。更要注意的是,能與范伯格針鋒相對的,便是一位倡導「權力歸於平民」和在911失去妻子的禾夫。他集公義、聰慧、果敢、有人情味等正能量於一身,也是改變范伯格的「恩人」,最主要的還是他是一位男性。


范伯格與禾夫是敵也是友,導演最花心力的是安排兩人在五個場面中的「辯論」,結果顯示這是很成功的鋪排!兩人首次交鋒是在死難者賠償會上,范伯格和禾夫一台上一台下,位置的高低已暗示兩人境況的不同,然後在范伯格的辦公室裡,兩人雖能暫時找到共同興趣(歌劇發燒友),但觀眾應該很清晰范伯格說的大意是「我忘了請人關了音樂」,對白寫得真好!說清楚便是「我說了算」的雙關語!在室內歌劇會場,范伯格站著向禾夫訴苦,在共同興趣上,兩人終於由敵變成能「平等」共處。在室外的街道上,兩人都像是路人,范伯格終於向禾夫說出律師的真面目,最後在范伯格律師樓的大廳,兩人在眾多一直反對范伯格的死難者家屬面前見面,禾夫肯定范伯格不是「那種」律師。


導演是場面設計的高手。從公開的官方場合和演奏會,一緊張一放鬆,到私人的律師樓和辦公室,一隱蔽一顯露,主次身份從對立到平等到互相影響及改變,有資格出手而且問題能迎刃而解的是男性,另一位很明顯也是男性。


如果觀眾覺得男性主導了整部電影,很想為其他性別人士抱不平,其實導演也不是沒有讓女性及同性戀者抬頭的機會的。導演在個案選取上似乎傾向大包圍,既有母親不捨兒子離開的感人發言,也有患癌母親痛惜丈夫死亡和孩子將要再次失去親人之悲劇,既有不顧自身安危在最後一刻通報情況的飛機服務員,也有在世貿大樓協助他人逃生的平民百姓,其實911受難人數很多,逐一面向鏡頭哭喊,感人程度可能降低,更何況,當范伯格願意親身接見受難者家屬時,他們又再一次向觀眾「表白」,場面安排大概相似,減少重複應當能令節奏更加緊湊。


消防員亞力遺孀琪雲和同性戀者兩個個案是刻劃得最仔細的,但也難逃傳統角色定型的想法。當范伯格想將亞力有外遇及兩個私生女的消息告知琪雲,她被阻擋了,只餘下他的朋友和范伯格在屋外暗黑小巷揭開秘密。男性神話依然矗立不倒,更何況是拯救國家的英雄呢!相反,琪雲只能偷聽,只想知道丈夫私生女的名字,其餘便埋藏在暗巷之內了。女性被認為是不該也不能抹黑丈夫,即使他們的婚姻有裂痕,女性還是需要隱忍,成全大局。另一個燈光暗黑場面是,她終於願意簽署賠償書,但只能在整間律師樓只剩下范伯格的時候交給他,丈夫的「醜事」是不能外傳的,還要大方地宣稱她是為了兩個女孩才這樣做。明知丈夫有外遇但仍不斷稱讚他是好老公好爸爸,這不是自欺欺人嗎?為何女性應當如此偉大?如果觀眾沒有忘記,這位英雄出場時幾乎看不到正面,或閃現得很快,畫面的刻意設計目的在不告知觀眾他是誰,暗示他隱藏秘密,也有不為人知的一面,他在公眾面前只能是正義和勇敢的形象。


至於同性戀者的個案,由於他未能獲得死者父母確認,也被摒棄在法律之外,他是明符其實在公在私的被遺忘者。雖然這個個案如此慘情,但導演在情感拿捏上是恰當的。電影當然可以大肆渲染同性戀人的悲情,但導演在具爭議的同性戀議題上沒有過份的賣弄。首先,觀眾因著死者父母責罵那位「未忘人」,便越投入,越是替他不值。在為此失落之時,聞說政府願意修改法例,觀眾以為這位「未忘人」快要得償所願了,結果「未忘人」的希望還是落空。由不憤到興奮,由希望到失望,導演掌握觀眾如過山車的情感,並由艾美賴恩擔任見證人,她由直面幾位當事人的情緒,到在電話告知「未忘人」願望落空。導演用鏡頭兩次特寫艾美賴恩哭泣的面容,目的在告訴觀眾,女性是最重感情的,但也是最容易受感情觸動而失卻理性的,范伯格不是也罵過他那位學科第一名但太感情用事的女學生嗎?彷彿女性只是感性擔當,她們善哭、遇事總要take a breath,成為備受憐憫的一方,殘局就由男性來收拾吧。


既然男性也有負面情緒,也會對婚姻不忠,女性為何不能在政府會議上擔任發言人,為何不能成為團結受難者家屬的組織者?當然,觀眾都很明白《911算命律師》是真人真事的改編,有些部分還是需要忠於原著的,但細節的處理還待導演和編劇的安排,這也是理所當然吧。我不太相信艾美賴恩背對鏡頭獨自站在律師樓辦公室,並在玻璃窗前看著美國國旗於眼前飄揚的一幕,沒有些許暗示女性也能為國效力的豪情啊!在文明開放的國度裡,在突破傳統性別角色定型的設計上,看來還是有點為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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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嘉詠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哲學博士,現於原校任講師。研究興趣包括台灣文學、香港文學、電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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