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偉浩傳來散文，以日記的形式書寫自己在醒夢之間的徘徊，回憶愛人離去的隊列、記憶中刺眼的出口指示牌，以及寫作過程的刪改與自欺，都是自己以「狡猾」作為生存與書寫的姿態。梁偉浩自嘲語感滑稽、結構放蕩、對情感的執著，逐漸習得自我修飾與迴避真相的藝術。 (閱讀更多)

徐詩雨傳來散文，書寫她看見羞恥並非天生，而是社會從幼兒園起便植入的控制術；學校教人何為正確，亦教何為失格。父母爭吵、父親暴死、爺爺奶奶的養育，都被心理防禦機制隔離在外，卻仍留下敏銳到病態的羞恥感。活著本身即恥，求生是懼死，求死是畏生，半死不活才是最大懦弱。身體既是矛盾之容器，亦是無法負荷的牢獄。 (閱讀更多)

杜澤傳來散文，書寫他與姐姐及兩隻貓的同居生活時，其中黑貓「黑仔」的調皮、躲藏、對鑰匙聲的敏感，以及執著跳上窗台看城市的固執，恰與他幼時被母親送往北方、在姨舅家裡躲進沙發底、用窗簾裹住自己聽火車轟鳴的孤獨身影重疊，在牠身上看見了兒時渴望母親歸來的自己。 (閱讀更多)

孔銘隆傳來散文，憶述自己在母校校歌歌詞「yet are we tomorrow’s men」，察覺到「男孩」（Boy）與「男人」（Men）的分野。在缺乏異性目光的男校的成長歲月中，一眾男孩們的童真得以肆意，卻也習慣將柔軟情感藏於剛強姿態背後。高中班主任「光頭佬」在課堂與Facebook上分別展現出嚴肅與詼諧的一面。當孔銘隆投身教育後，發現自己亦如中文課本裏「老父親的影子」，不擅言辭。 (閱讀更多)

俞宙傳來散文，書寫「我」回憶與「他」在 1939 年版《咆哮山莊》電影院裡的告別，鏡片下的世界變得模糊不清，映照出兩人面對「離開」與「留下」時的猶疑與不捨。 當他像希斯克里夫一樣永遠離開後，「我」將寫作與閱讀視為抵抗枯槁生活、追尋精神慰藉的戀人。從空洞的通訊到最終的緘默，關係的終結如同測光儀裡模糊的山頂小屋，越發用力凝視，眼淚卻愈發乾澀。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