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詩雨傳來散文,書寫她看見羞恥並非天生,而是社會從幼兒園起便植入的控制術;學校教人何為正確,亦教何為失格。父母爭吵、父親暴死、爺爺奶奶的養育,都被心理防禦機制隔離在外,卻仍留下敏銳到病態的羞恥感。活著本身即恥,求生是懼死,求死是畏生,半死不活才是最大懦弱。身體既是矛盾之容器,亦是無法負荷的牢獄。 (閱讀更多)
杜澤傳來散文,書寫他與姐姐及兩隻貓的同居生活時,其中黑貓「黑仔」的調皮、躲藏、對鑰匙聲的敏感,以及執著跳上窗台看城市的固執,恰與他幼時被母親送往北方、在姨舅家裡躲進沙發底、用窗簾裹住自己聽火車轟鳴的孤獨身影重疊,在牠身上看見了兒時渴望母親歸來的自己。 (閱讀更多)
孔銘隆傳來散文,憶述自己在母校校歌歌詞「yet are we tomorrow’s men」,察覺到「男孩」(Boy)與「男人」(Men)的分野。在缺乏異性目光的男校的成長歲月中,一眾男孩們的童真得以肆意,卻也習慣將柔軟情感藏於剛強姿態背後。高中班主任「光頭佬」在課堂與Facebook上分別展現出嚴肅與詼諧的一面。當孔銘隆投身教育後,發現自己亦如中文課本裏「老父親的影子」,不擅言辭。 (閱讀更多)
俞宙傳來散文,書寫「我」回憶與「他」在 1939 年版《咆哮山莊》電影院裡的告別,鏡片下的世界變得模糊不清,映照出兩人面對「離開」與「留下」時的猶疑與不捨。 當他像希斯克里夫一樣永遠離開後,「我」將寫作與閱讀視為抵抗枯槁生活、追尋精神慰藉的戀人。從空洞的通訊到最終的緘默,關係的終結如同測光儀裡模糊的山頂小屋,越發用力凝視,眼淚卻愈發乾澀。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