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劉紹銘】從《靈台書簡》到《二殘遊記》──劉紹銘的文藝歷程
雜文是劉紹銘文藝生命的最核心，一九五〇年代末就讀台大外文系時，他的雜文已獲夏濟安賞識，在其主編的《文學雜誌》，先後發表〈不堪集〉（1957年11月第3卷第3期）、〈坑中人語〉（1958年1月第3卷第5期）、〈影壇走筆〉（1958年4月第4卷第2期）、〈影壇縱橫談〉（1959年8月第6卷第6期）和〈引頸集〉（1960年5月第8卷第3期）等等好幾篇有關小說和電影的雜文，以本名劉紹銘或「紹銘」發表。《文學雜誌》是當其時台灣相當重要的文學刊物，論述與創作並重，作者有著名的梁實秋、覃子豪、思果，年輕一輩的有余光中、林文月、王文興，而劉紹銘在《文學雜誌》發表的幾篇都是雜文，可見夏濟安對其文筆的看重。
前此，劉紹銘的文藝歷程，實始於一九五〇年代初的香港，在他少年失學、到社會謀生不久，就投稿到《中聲晚報》、《新生晚報》和《香港時報》，作品有雜文也有小說，據劉紹銘在記述留美生涯的自傳體文集《吃馬鈴薯的日子》所述，他到台後，自費出版了一冊在香港時所發表的雜文和小說，並送了一本給夏濟安求獲指正，後來夏濟安找他談話，說他的小說寫得不好，「但雜文卻寫得頗有『雋味』，因此邀我替『文學雜誌』寫些隨筆之類的東西」，可見雜文寫作的成績，是劉紹銘獲夏濟安賞識並得以在《文學雜誌》發表的關鍵。
劉紹銘的雜文兼具文人與學者風格，談翻譯、電影、人物、時事、報刊文化、異國生活的文字，在析論以外，時帶幽默、諷喻、警世甚或自嘲筆鋒，融會為夏濟安所讚許的「雋味」，其雜文或可說揉合了錢鍾書、魯迅和梁實秋的風格。
六七十年代，劉紹銘在台、港兩地的報刊，包括台灣的《文星》、《中國時報》、香港的《大學生活》、《明報月刊》、《純文學》（港版）、《南北極》等刊物發表雜文，其後結集的《靈台書簡》、《二殘雜記》、《傳香火》可說是這雜文寫作階段的總結，其中《靈台書簡》是以書信體寫成的雜文結集，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時寫的一輯名為「馬料水書簡」，在新加坡大學任教時寫的一輯名為「牛車水書簡」和「靈台書簡」，另有名為「雜文」和「前言無後語」的兩輯，一篇一篇談及作家與書評的文章中，在談文說藝的基調以外，掩藏在書信體文字筆鋒的背後，更表達了作者對學院生活和學院文化的洞察體會。
劉紹銘把當中對學院的諸般洞察體會進一步發揮，演化成一九七四年起在《中國時報》以「二殘」為筆名發表的現代章回體諷喻小說《二殘遊記》，承續雜文時期的幽默筆鋒，而更深刻地發揮諷喻和警世宗旨。劉紹銘對此作品投入很多心力，也許當中亦融鑄了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所論的感時憂國精神，自一九七六年初次結集出版的四季版《二殘遊記》，到一九七七年的洪範版《二殘遊記第二集》，後者乃接續前集的回數，從第八回起收錄至第十四回，其中，據劉紹銘在該書後記之說明，第九回內容完全出自楊牧的手筆，是楊牧以「殘三」為筆名，同樣在《中國時報》連載的，收錄第九回在該結集中是得到楊牧的授意。
差不多十年後，劉紹銘再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連載《二殘遊記》並以「新篇」述名之，一九七七年一月結集為時報文化版的《二殘遊記新篇》，同年九月再出版《二殘遊記完結篇》，二書完整收錄新一輯「二殘遊記」全文共二十回。從一九七〇年代的《二殘遊記》，到八〇年代的《二殘遊記新篇》，劉紹銘從美國學人的人物故事角度針砭時事，亦刻劃時代，在新篇的前記，指出取「二殘」之名，一方面是借鏡於清代劉鶚的《老殘遊記》，另方面是有感一九八〇年代文革後的時代，「神州大地，看來說不盡殘山剩水的淒涼況味」，因以「二殘」之名，著「二殘遊記」。這四本合共三十四回的《二殘遊記》系列小說，可說是劉紹銘以晚清諷喻小說的體式，結合他本人的雜文風格，以幽默筆鋒，寄託諷喻和警世宗旨，抒寫感時憂國情懷，無疑成就了劉紹銘小說創作生涯的高峰。
劉教授的雜文集《靈臺書簡》(台北三民書局1972年初版)
以上探尋一段劉紹銘文藝創作生命的歷程，希望從史料和作品角度，敘說出劉紹銘在文學史上不應被忽略的位置。此外，我想再憶述一段本人在嶺南大學就讀研究生課程期間，劉教授予我的啟發和幫助。
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一日，我在《信報》「文化版」讀到劉教授所撰文章〈能不憶香江〉，寫及五〇年代他與詩人楊際光的交往。我對該文印象特別深刻，是因為楊際光是我所心儀的詩人，不但如此，楊際光可說是一位久被文壇遺忘的詩人，而我當時跟隨梁秉鈞教授研究一九五、六〇年代的香港新詩，第一年經常到香港大學孔安道圖書館搜集資料、查看舊報刊，除了楊際光的詩集《雨天集》，我首次在一九五〇年代的《香港時報》和《海瀾》等報刊，讀到多篇前此未見的作品，所以，當我讀到劉教授憶述與楊際光交往的文章，心情難掩激動，暑假結束後的九月第一個上課日，即我碩士生涯的第二年之始，當時知道時任文學院院長的劉教授之辦公室，與中文系位處同一座大樓，當天我就從三樓的中文系，沿樓梯走到二樓，找到文學院辦公室去叩門，向秘書表示想見劉教授，請問他是否有空。
現在回想當時自己是太過唐突冒昧，實在大學行政工作是十分繁重的，我不應如此倉促打擾，所幸劉教授不介懷，他先著秘書問我來訪何事，我說自己是中文系研究生，有學術問題想向他請教，劉教授知道就同意讓我進門。我坐下後立即取出刊載劉教授文章〈能不憶香江〉的《信報》「文化版」剪報，說明自己正在研究一九五、六〇年代香港新詩，其中包括楊際光的作品，我請劉教授可否再多談一些他所知的楊際光故事，劉教授就為我補充一些文章未談到的部份，最後，他取出一張辦公室常用的備忘標紙，抄上楊際光的美國地址給我。
一九九九年暑假，我完成碩士論文，二〇〇〇年三月，嶺大中文系舉辦「現代漢詩研討會」，我以〈楊際光初論〉這修訂自碩士論文一章的題目參加，其後發表在《作家》第七期。二〇〇一年九月，我獲取錄入讀嶺大中文系首屆開辦的博士班，九月的某一天，劉教授透過秘書約見我，囑我到他辦公室，如是我就得以第二次踏足他的辦公室，記憶中不是文學院裡面，而是另一處劉教授本人的辦公室，他表示讀過我的楊際光論文，並予我一番鼓勵，此次見我，主要是把手上的楊際光研究資料移轉給我，包括多份署有「紹銘弟存念」、下款是楊際光親筆簽名的《南洋商報》文章影本，以至多份同樣具上下款、楊際光親筆簽名的手稿影本，全部放在一個A4文件夾內，劉教授說他用不著這批資料了，故此全都送給我，囑我繼續研究下去。
我再讀劉教授的〈能不憶香江〉和〈皮匹詩人〉二文，寫他對楊際光的感念之懷，在文字以外，因著對楊際光詩作的研讀，以及劉教授寄予對楊際光研究的囑咐，我明白了〈能不憶香江〉和〈皮匹詩人〉二文的一切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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