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圓》「敵／Anti」——編者話
其他 | by 方圓編輯部 | 2022-07-22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不止說過一次：「真理總來得太遲。」有時，「真理」會換成「哲學」。在《法哲學原理》中，對此他作了頗為詳盡的解釋：
無論如何，哲學總是來得太遲。哲學作為有關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現實結束其形成過程並完成其自身之後，才會出現。概念所教導的也必然就是歷史所呈示的。這就是說，直到現實成熟了，理想的東西才會對實在的東西顯現出來，並在把握了這同一個實在世界的實體之後，才把它建成為一個理智王國的形態。當哲學把它的灰色繪成灰色的時候，這一生活形態就變老了。對灰色繪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態變得年青，而只能作為認識的對象。密涅瓦的貓頭鷹要等黃昏到來，才會起飛。
很著名的一段；對黑格爾主張「凡存在必合理」的誤讀，通常因為沒有讀通這一段。
把灰色描繪成灰色，即見山是山，說一是一，它只形成知識，即科學意義的真理，不會帶來哲學意義的真理，因為它還沒有穿越對立面，沒有克服理性的辯證。根據黑格爾的辯證哲學，正面的事物要經過其反面，才得達成真理、事物，又或者用上面的話說，帶來理想的實現。（「理想的東西才會對實在的東西顯現出來。」）
「凡存在必合理」並非指事物既然存在了，它們總是合理的（引申為「勝者為王」的反動觀念），而是指：時機成熟了，理想才實現；所以當它實現了，它必然是最合理的。
而所謂時機成熟，關鍵點就在於有沒有經過對立面，用今期我們專題的講法，就是有沒有敵人，有沒有戰勝過你的對手。
「我沒有敵人！」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遺世名句。但誰可以達此境界呢？惟聖人而已。在真理之境，的確如此，在「合」的階段，確然已沒所謂敵人，然在前兩個階段，敵人不單是實然，甚至可謂必須：為了最終沒有敵人，我們首先「需要」敵人。
這樣說初看有點別扭，但撇開「目的－手段」的句式和目標為本的誤會，回到理想實現的過程框架，敵人其實往往是橫在我們面前，不可避免的實在，只不過我們為了種種緣故，嘗試避開他們，情願看不見他們，以至流於自欺欺人，說他們不存在，或者強調到頭來也不算是敵人。
正是在上面的省思基礎上，有了今期驅馳的對談和組稿。
何謂「敵／Anti」？現實的對應點有兩個：一個是俄烏戰爭引發的敵我問題。2019年之前，大愛和平的理念我們不少人都有擁抱，但近年逐漸受到衝擊。「我沒有敵人」，大家都覺得很偉大，很高境界，但放在現實裡，好像愈來愈站不住腳，當面對侵略者來毀我家園時，我們也要對他們施加大愛嗎？抑或，裡面有原則和現實的層次區分？這些都是深刻的倫理問題。
另一個起點是對立思維，這涉及女性主義詬病多時的父權理性霸權。然而，隨著政治正確過度吹奏，很多人反而倒撞回右傾的民粹主義。尊尼特普與安芭赫德的官司風波，令我們不得不陷入深思，也許是時候重審「對立思維—理性父權—反派」這重連結結構是否必須予以打倒方休。又抑或，我們不該為此動搖重要的左翼信念？
因是，我們的對談便從此出發，嘗試從政治、倫理，以及個人體驗各方面深入探究。
譚詠瑜和張穎恆的文章某意義上協助我們深化認識和思考文化系統中的敵我結構。前者直接對應烏克蘭問題，從文化核心的語言政治入手，有正本清源之效；其用廣東話寫作，更包含語言抗爭的實踐意義，屬於performative的評論。而後者藉日本動漫文化的分析，勾勒出一條可以和戰爭以至新近日揆遇刺省思相對話的觀念脈絡，令人讀後沉吟再三。
文滴的〈人類優化紀〉，則是在世界崩解的邊緣，以内在而非超拔的角度，不無反諷地與我們一眾受災人同感同歌。是自己，是同病，也是敵人。在悲思裡，敵我的互滲，有了哲思之外的承接。
相對於理性的曲折與冷靜，文學總令我們看見更迂迴的出口，但假如我們不投身其中，便不會體會迂迴中的直接，繁喧的當下即是。
今期我們還刊發駱以軍透過病毒自白的長篇大作，在不得不與病毒（明顯是某種敵）共存的現世，字字入心入肺，掩卷處亦哭亦笑，同時哭笑不得。
鄭政恆溯尋出歌德與《三葉集》的因緣、丁珍珍的後革命馬華文學探微、張軒誦借《惡之花》王力譯本探索古典體譯詩策略，以及林偉恆從文學探討銅鑼灣的地方性格，視野由國際到本土，都是不可錯過的在國鴻文。
在與敵同眠共存的世代，我們一再思考、討論、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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